黄姓男孩取名100分霸气（2023黄姓最旺男孩名字）

引子

时间：1969—1987年

财富增长：（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从0元到－4000元

“省尾国脚”的潮汕地区，是一个盛产首富的地方

在中国南方的广东省与福建省交界处，有三条河流从丘陵地区蜿蜒而出、绵延数百公里，在下游冲积出总面积达3000平方公里的平原后，最终奔向了浩瀚的大海。

这三条河流分别是韩江、榕江和练江。其中韩江的流量最大，它也是广东省境内第二大河流。韩江原名鳄溪，唐代因谏迎佛骨而被贬为潮州刺史的韩愈，在此地短短的8个月里，访民疾苦，重农桑、筑堤防、兴学校、祭鳄鱼，并开潮州之文风，后人为了纪念这位一代文宗，遂将鳄溪改名为韩江。

由于韩江泥沙在海滨地带的不断冲积，并在潮汐风浪的作用下，在入海处形成了一条自然的沙堤。当地人称这种沙堤为“汕”，开端处则叫“汕头”，其后，这一块土地也因此被称为汕头。

如果在地图上用笔把汕头、香港和台湾的台南市用直线联结起来，会发现正好是一个正三角形，而汕头正处于这个正三角形的角尖。从汕头到两地，不足200海里，数小时即可到达。

以汕头为首，包括其后的潮州、揭阳等三地，就是后来闻名于世的潮汕地区。潮州市素有“岭东首邑”之称，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沿海开放旅游城市；揭阳市也是粤东主邑，省级历史文化名城，历来是粤东、赣南及闽西的物资集散地。潮汕地区总面积达10346平方公里，人口1000万有余。因为一代又一代的潮汕人纷纷出海谋生经商，使这里成为中国最著名的侨乡之一。

据考古材料证实，潮汕地区至少在5000年前就有人类居住。潮汕的先民属大闽越族。自秦汉以后，中原汉族后裔南迁入驻潮汕。现生活在潮汕的人群中，主要是汉族宗支的潮汕人，以及少部分同是南来的汉族后裔客家人。

据《周府》记载：“潮民力稼穑，收果木、蔗糖及鱼盐之利，经商不出布帛、米粟之门。”远在元代时，这一带就已形成较大的渔村。而从清雍正八年（1730）到乾隆年间，迁到这里居住的人日益增多，除了捕鱼、耕田之外，还利用海水晒盐，各地盐贩也常到这里贩盐运销，清政府于是在此设站征收盐税。

1861年，汕头正式开埠，是近代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港口城市之一。在20世纪30年代，汕头港口吞吐量曾居全国第3位，商业之盛居全国第7位，是粤东、闽西南、赣东南的交通枢纽、进出港口和商品集散地。改革开放后成为了全国五大经济特区之一。

汕头商贸文化之发达，甚至使远在德国的恩格斯也闻其大名，并在《俄国在远东的成功》一文中称赞它是中国唯一具有一点商业意义的口岸。

相对中原而言，潮汕地区的地理位置过于偏僻，所以被称为“省尾国脚”。境内虽然有富饶的潮汕平原，但因为常有台风与地震等自然灾害侵袭，再加之历来地少人多，人均可耕地不到三分，人们的生活一直比较贫困。

因为这种地缘关系，潮汕人形成了几种主要的性格特征——

个性之一：做事精细而又能吃苦耐劳。因为天灾不断、地少人多，不拼尽全力和精耕细作，就很可能有受冻挨饿之虞，故潮汕人有“种田如绣花”的说法。

个性之二：勇于拼搏、冒险敢闯。在种田和打鱼尚不能解决温饱的情况下，潮汕人只能外出经商。有些人甚至冒险一搏，奔向浩瀚的大海，从事海上贸易。还有一些人则直接到南洋等异域谋生。

这种拼搏、冒险、坚韧的个性，让他们中间的一些人成为了巨商大贾，潮汕也变成了一个盛产首富的地方——泰国首富是潮汕人、新加坡首富是潮汕人、中国大陆首富是潮汕人、澳洲华人首富是潮汕人、欧洲华人首富是潮汕人、加拿大华人首富是潮汕人。海内外成功的潮汕人中，既有李嘉诚、谢国民、黄子明、陈有汉、陈听天、李石成、谢慧如、苏旭明、林百欣、连瀛洲、朱孟依、刘銮雄、马化腾这样的商人，也有杜国庠、赵汀阳、秦牧、蔡澜、马思聪、钟敬文这样的文艺人士，还有李光耀父子、泰国前总理他信这样的政治人物。甚至第一个在海外当皇帝的华人也是祖籍潮汕的郑信，他击退缅军并平定了各地的割据势力，统一了泰国，建立了吞武里王朝。

当然，这种个性有时也表现为火暴剽悍、铤而走险…

个性之三：喜欢信仰五花八门的宗教和搞迷信活动。因为生路艰难，他们希望通过祈求各路神仙来保佑自己。据资料记载，潮汕地区流行的宗教主要有佛教、道教、妈祖教、天主教、基督教等。在民间流传的“潮汕十八怪”中就有一条：佛道不分一起拜。

到了潮汕地区，处处都可以看到庙宇或教堂。不仅佛道共处一山，有的还共处一室，甚至统一管理、并排而立，一起接受人们的顶礼膜拜。孙悟空、水仙姑娘、韩湘子、城隍爷、保生大帝、龙尾爷、风母仙、雨仙爷、公婆神、注生娘娘、珍珠娘娘、关公、鲁班、韩愈、李白……在这里，只要你能想象出的神明，都应有尽有。

其实主事者大多说不出什么教义，更多的是希望消灾祈福、得到一种“精神平安保险”，或者仅仅是一种以行善为号召的团结互助行为。最明显的就是这个地区各种各样的潮汕善堂，它们是带有民间信仰色彩的自治慈善机构，尝试用善堂模式发展教育、医院，等等。这种模式后来被带到了国外，在泰国、新加坡等地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

有这样一首歌曲热情赞扬了潮汕人的精神：“潮汕人的家乡在大陆的尽头/潮汕人的城市在大海的前头/潮汕人像红头船认定方向不回头/潮汕人海纳百川在这胸襟里头/潮汕人从来就习惯弄潮头/潮汕人是一次又一次地独占鳌头/潮汕人有很时尚的派头使不完的劲头/潮汕人干起活来喜欢走在最前头/潮汕人低头也是为了抬起头/潮汕人唱潮剧好戏就在后头/潮汕人喝功夫茶再苦也不皱眉头/潮汕人自强不息所以好运当头/潮汕人很聪明总有新念头/潮汕人是一个赛一个的精彩镜头/潮汕人有遍天下的朋友数不完的奔头/潮汕人到哪里都实实在在拼出头。”

不平静的1969年，一个叫黄俊烈的男孩出生

发源于汕头市普宁县寒妈径的练江，奔腾70多公里后在汕头市潮阳区海门附近汇入大海。从海门逆江北上，从冲积平原慢慢进入丘陵地区，沿途有一个十来万人口的小乡镇，叫铜盂镇。

据广东省情信息库相关资料记载，铜盂镇在潮阳县中部、练江中游北岸，早在南宋嘉熙年间（1237—1240）就建村。村前有土尾潭，状似钵盂，故名。

铜盂镇是中国第二代著名导演蔡楚生的故乡。蔡楚生便是从这个练江边的小镇出发，凭借着他所导演的《北国之春》、《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作品，最终走进了中国电影史册。

从铜盂镇沿着泥泞的道路再向西走上约4公里，有一个叫凤壶的村庄。凤壶村有三个自然村，曾厝是其中的一个小村庄。这就是黄俊钦、黄光裕兄弟的出生地。

1969年，对中国来说是颇不平静的一年——这一年的3月，在中国的北疆珍宝岛上，中国和苏联再次发生激烈的武装冲突，全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十年“文化大革命”已经进入第四个年头，而这一年4月召开的中共九大，自始至终被强烈的个人崇拜和“左”的狂热气氛所笼罩，进一步把全国人民带进深重的灾难之中；而同一年的7月28日，在中国的南方海域，却遭遇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危害最大的台风灾害，强台风在汕头登陆，风力达到12级以上，海潮急剧上涨，崩决堤围31.65万米，沉船3012艘。汕头全市受淹，地势较低地区水深达4米，造成公路交通瘫痪、通信联络全部中断，整个灾害中，死亡人数高达1500余人，史称“七·二八”风灾。

在一片沉重的灰暗中，却有一首叫《相信未来》的诗歌在这个国度默默地被传诵：“当蜘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我依然固执地铺平失望的灰烬/用美丽的雪花写下：相信未来……”

就在这一年的5月，凤壶村曾厝一户曾姓人家，一个叫黄俊烈的男孩降生了。在俊烈之上，还有一个比他大3岁的哥哥，名叫俊钦。在俊烈之下，还有两个妹妹：大妹名秀虹，比俊烈小4岁；小妹名燕虹，比俊烈小6岁。兄妹四个原来都是跟母亲姓曾，直到1991年才改回跟父亲姓黄。

虽然现在黄光裕已名扬天下，但他国内身份证上的名字仍然用的是黄俊烈，只有在香港的身份证件上才用黄光裕这个名字。后有好事者穿凿附会，称他的名字十分富贵，含“黄金万两、光芒万丈、富裕万代”之意。

关于黄光裕的祖籍，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他是汕头市潮阳县西胪镇波美村人。其实这种说法也对，因为黄光裕父亲黄昌义原本就是波美人，12岁时才迁到了铜盂镇凤壶村。据广东省情信息库相关资料记载，西胪镇波美村在潮阳县城西北17公里，因临海边，涨潮似龙舞波，初名龙波村。清称波尾村，后因“尾”与“美”音相近，改称今名。

在波美村，多数的村民都是黄姓。据该村族谱记载，村民都是宋朝进士黄詹的后人，是潮汕黄氏的重要分支。笔者经过查证，得出了波美村黄氏的渊源——

据《黄氏源流考探目录》等资料记载，黄姓始祖为黄帝，累计至103世时，有晋朝的黄元方，他是黄氏入闽之始祖；累计至113世有唐初隐士黄冲；黄冲长子黄岸，唐圣历戊戌年以才德兼全科登进士，官历翰林史馆学士、徐州牧，升广西桂州刺史，封开国公。他从福州迁至莆田，为莆田黄姓之始祖；黄岸长子为黄谣，733年登状元徐征榜进士，授闽县县令；黄谣第三子为黄华，765年登状元萧逋榜进士，授散骑常侍；黄华长子为黄昌龄，官至大理寺评事；黄昌龄第三子为黄峣，官至大理寺评事；黄峣第六子为黄璞，官至大理部事，居福建省侯官县，为前黄始祖；黄璞第六子为黄仁济，为馆阁学士；黄詹为黄仁济元孙，宋大观三年（1109）中进士，派任潮州府通判，后升潮州知军州事。

宋建炎三年（1129），黄詹任满致仕，携眷于潮阳波美村定居，专事著述，设馆授徒，成为岭南著名学者和波美村黄姓始祖。波美村现在还有很多古民居，多为明清时代的建筑，其中最具特色的便是始建于明代的“黄詹纪念祠”。

据《第一财经日报》记者实地调查得知，黄光裕的爷爷以前是波美村的地主，在村里地位相当显赫。在20世纪50年代初土改时，他们家的土地财产都被没收了，黄光裕的父亲黄昌义作为“地主崽子”自然受到了歧视与欺负，所以他后来甚至不愿承认自己是波美村人。这种怨愤，也影响到了以后的黄光裕兄弟。

从小受到歧视的黄昌义，于12岁时躲到了凤壶村，投靠了村里的一户曾姓人家，学习榨取柿子油出售赚钱。此后，他和曾家的女儿曾婵贞结婚并在凤壶村曾厝定居下来，成为这个小村庄的“倒插门”女婿。

据当地知情人介绍，黄光裕母亲曾婵贞祖上曾经是泰国有名的侨商，生意做得很大，开了很多店铺，贩卖布料、糖、鱼、豆等，在泰国显赫一时。黄光裕母亲后来曾骄傲地对别人说：“我们老祖先以前在泰国的名气，跟我们孩子现在在北京的名气一样大，在泰国谁要挂我们家的招牌，他的生意就会火起来。”

无论是父系的耕读传承，还是母系的财运亨通，都在土改、“文化大革命”等强大的国家运动中被碾为尘土。因为整个村子既不靠山也不靠海，生存的自然条件十分严酷，加上是外姓人的关系，全家所分耕地不足两亩，父亲收入微薄，家里连开饭也成问题。一家六口人挤在不足14平方米的小房间里，而房间的隔壁就是猪圈。在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庄里，黄家是最贫困的一户人家。

对于年幼的黄家兄妹们来说，小小的凤壶村就是他们全部的世界。这里贫困却平静，中国的政治风云与他们没有太大关系。

但是，他们从小就接受了经商发家的熏陶和教育。在那个经商被批判为十恶不赦、要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被割掉的疯狂年代，年幼的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却在默默地接受着另外一种教育——母亲经常给他们讲一些祖辈做生意的故事，那份曾有的富有和荣光，对他们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地缘和血缘上的经商体统与基因，在以后激荡起伏的商业环境中发挥了作用。和张扬的黄光裕相比，大哥黄俊钦从小性格显得十分内向，一直沉默潜行，但两人后来在商业上所取得的成功及个人拥有的财富却在伯仲之间。两个妹妹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都先后进入了两兄弟创立的国美电器工作，成为两位兄长的好帮手。

即使精耕细作，也解决不了一家人的生计

潮汕人的商业意识非常强，民间一直流传着一句俗语：“饿死不打工。”许多潮汕人10多岁就开始帮家里看店、做生意，或是几个同乡一起到外面打拼，闯荡商海。

凤壶村的可耕地也是少得可怜，分到每个人头上不过几分地，黄光裕一家几口人的田地加在一起不足两亩，即使精耕细作，也解决不了一家人的生计问题。

祖上的荣光并没有惠泽曾家，他们在凤壶村的生活相当艰苦。黄光裕的父亲常年奔波在外做些小生意，但没有太大起色，全家人的生活来源主要依靠母亲。她在家喂猪，以及做一些腐乳之类的东西拿出去卖，有时也会接一些织编织袋、渔网这样的手工活来做，每月仅能赚取微薄的收入。因此，家里三天两头便会陷入缺钱断粮的窘境。

当地人介绍，黄家当时修房子时，村里的人给他家帮工，但房子盖好后，黄家却支付不了工钱，人家就把黄光裕母亲喂的那头老母猪赶走卖了抵工钱。那时，黄光裕才14岁。

为了分担家里沉重的经济负担，兄弟俩一到节假日便到附近的乡镇街巷去捡拾一些塑料瓶子和旧书报，然后卖给废品收购站，运气好时一天可以赚个两三块钱。虽然生活条件非常艰苦，但家里的气氛一直很好，从未陷入愁苦之中。

大哥黄俊钦是一个内向而聪明的人，从小对组装电器很着迷。有一年春节，他花200元钱买了一个电视机屏幕和一堆相关的电子配件，在大年三十晚上捣鼓了整整一个通宵，初一早晨家里人一觉醒来，竟然惊喜地发现：他们可以用黄俊钦组装的电视机收看电视节目了。因为有了这门无师自通的手艺，两兄弟在十几岁时，便常常跑到镇上去收买旧电器，修好后拿去卖钱。而这种对技术的痴迷和天分，一直伴随着黄俊钦以后的商业生涯。

因为商业气氛浓厚的缘故，所以当地的大人一般都会支持自己的孩子出去做点小生意，哪怕是捡废品、修旧电器之类让很多人不屑一顾的事情。而这种最初和最简单的商业实践活动，却给黄家兄弟带来了巨大的喜悦和成就感，让他们从此与做生意结下了不解之缘。

据中学时的老师介绍，黄光裕兄弟俩都很聪明。1985年，黄俊钦只差半年便可入读大学，但因为不愿因此加重家庭负担，便带着还未念完初中的黄光裕，一起北上创一番事业。他们走时，还带着一堆修好的旧电器，准备卖了做路费。

读书太少成为黄光裕日后的一件大憾事，直到成为首富后，他仍对此耿耿于怀。他的一位前助理曾透露，黄光裕一直不愿在公众场合露面，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对自己缺乏正式教育而感到难为情。这也让他对知识和教育充满了崇敬之心。黄光裕最欣赏的人之一是自己的老乡李光耀。李光耀原来是难民，但经过自己努力，坐着豪华游轮头等舱去美国上学，后来还当上了新加坡的总理。黄光裕曾经感慨：“有知识成功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二，无知识成功的可能性是万分之二。”

但有时候，黄光裕对此又表现出一种心里不平衡后的激愤。他有句名言，“知本永远给资本打工”。他曾对自己手下某位拥有高学历的高管说：“你为什么要成为博士呢？那是因为你内心恐惧，然后你才去读博士。读博士是为啥呢？是为了能去打工，归根结底你是想去打工。”

成名后，在黄光裕的简历上，如此介绍他的学历：1988年7月—1992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一分院学习。但在网上查询，已经没有了这所学校的讯息。可能的情况是：中国人民大学和其他一些大学一样，曾应珠海市政府的邀请，去珠海办校区，后来因为教育部的一场变动，各大学的珠海校区几乎“全军覆没”。也许是在少年求学方面留下了莫大遗憾，让黄光裕在条件稍有好转后，便寻求一种知识和心理上的补偿。

而在社会这所大学校中，黄光裕却是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学到了许多谋生和创业的经验和本事。

黄秀虹在谈到她两个哥哥时这样说：“我这两个哥哥都有相当的智慧，只不过智慧的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我大哥是我们家里最敬业的，比二哥还敬业。有的人的确又会挣钱又会玩，但我们一家都属于只会工作不会玩的。”

现在，黄光裕的住处位于自己开发建设的楼盘——北京西二环鹏润家园豪苑顶层，是400平方米的复式套房，当时市值约400万元人民币。而小时候一家六口人蜗居的斗室，现已残破不堪。

穷困中挣扎的黄家，选择上帝作为皈依对象

除了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以外，对这个家族有至关重要影响的，还有宗教信仰和一些朴素的乡村习俗。

在黄光裕出生的铜盂镇上，便有一座闻名粤东的佛教古刹——灵山寺。灵山寺创建于唐代贞元七年（791），创建人叫大颠禅师，是禅宗南宗六祖惠能的三传嫡孙。据记载，大颠禅师“门人传法者，众至千余人”。当年韩愈因“排佛”被贬，到了潮州后便很快与高僧大颠结成好友，两人过从甚密。①而大颠禅师93岁在灵山寺无疾而终后，留下了一个千年未解的“舌镜之秘”——在圆寂100年以后，人们打开了他当初坐化的大缸，发现唯余一块硬舌根和一面铜镜。

另外，在铜盂镇上还有一座乐善善堂。据当地地方志记载，它创建于清咸丰年间，与普济庵连为一体。善堂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做了不少善举，新中国成立后停办，1980年又恢复善务，1984年在旅外侨胞捐助下进行修缮扩建。黄光裕兄弟成为首富家族后，也参与到了当地的慈善事业之中。

但对黄光裕兄弟思想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天主教。与中国的许多商人不同，黄光裕像其他潮汕人一样，对政治表现出了相对的冷漠，并没有加入任何政治团体。他曾经告诉英国《金融时报》的记者：“即使我想入党，我认为自己也不合格，因为我是一个天主教徒。我的家庭有长期的天主教传统，已经有好几代了。”

据当地宗教史料介绍，早在清顺治七年（1650），便有西班牙多明吾会派传教士来到潮汕地区从事传教。在晚清时期，因为国力衰弱，而且汕头地区灾害不断，尤其是光绪年间曾经发生过严重的大地震与海啸，这使得贫民的人口急剧增加。而此时传播的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正好迎合了他们在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需要。当时的圣餐仪式，并不像现在的教会一星期只举行一次，所用的食品只是象征性的，而是一星期数次，某些教堂甚至是一天几次，而且圣餐用的无酵饼与葡萄汁或酒分量很大，足以让人吃饱。有些人虽然不相信教义，但仅仅为了吃饱饭，也会跑到教堂里去。所以，在潮汕地区，人们至今仍然习惯把信仰基督教新教和天主教称之为“食教”。

在穷困中挣扎的黄家人，同样选择了上帝作为自己皈依的对象。黄光裕一家是村内的首批信徒，四兄妹均受过洗礼。

黄光裕的父亲成年累月在外面奔波，经常是一个多月才回来一次，于是母亲成了家里的顶梁柱。她在黄家兄弟姐妹的成长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启蒙作用。

在《105亿元传奇——黄光裕和他的国美帝国》一书中，曾婵贞被描述为一位勤劳、坚韧而又充满乐观情绪的母亲。她认为，只要为这个家去作贡献了，即使再穷、心里再痛苦，可每当听到孩子在叫妈妈的时候，看到他们笑的时候，看到他们会坐了、会爬了、会走路了，看到他们慢慢长大了，这就是做母亲的最大安慰。

信奉天主教的母亲，牢牢记住了《圣经·缄言》中的一句话：“管教你的儿子，他就使你得安息，也必使你心里喜乐。”

母亲对四个子女从小就进行自己所奉行的金钱观教育。她告诉孩子：钱，就是一张纸，可能是很有用的，也可能没用。你把纸币揉碎了，扔在地板上，就跟一张废纸一样。但是，你如果把100块钱用好了，就有可能变成1000块、10000块。

母亲在家做手工活的时候，黄俊钦、黄光裕兄弟俩常常利用放学后的空闲时间帮她一起做。母亲便手把手地告诉他们，做一件东西可以换回多少钱，让他们记下用劳动可以换回多少金钱。等这些东西换回来钱了，母亲又告诉他们：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结果，没有这种努力就得不到钱！

母亲对子女家教甚严，但她从来不打骂孩子。有时气极了，也最多嚷一嚷，或者非常严厉地教训一通。

当两个孩子长大了，准备到外面世界闯荡时，母亲虽然十分担心，但还是没加阻拦，并向他人借来高利贷给兄弟俩做本钱。

黄秀虹觉得，整个家庭之所以没有被贫困压垮，全赖母亲对子女们的正确教育。与两位哥哥一样，黄秀虹一出生便接受了洗礼，而这份信仰也在引导着她。黄秀虹对笔者透露了她的人生终极目标：那就是在成为一名商界的知名女性企业家后便退下来，集中时间和精力去办一家慈善机构，希望自己能成就一番类似于德兰修女的事业。

事与愿违。随着2008年底黄光裕和黄俊钦被警方调查，黄秀虹不得不匆促上阵，于2009年2月13日接替其二哥黄光裕担任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挑起家族企业的大梁。她的人生规划恐怕得因此延迟了。

据《亚洲周刊》报道，信仰天主教的黄家，在富甲天下之后，曾慷慨解囊，在家乡捐资盖过教堂。数年前，黄家捐款400万元，在凤壶村兴建了一座教堂。另外，据潮阳电视台报道，2006年的时候，在黄光裕父亲黄昌义的出生地西胪镇，曾婵贞也带头捐助共筹得资金240多万元，对原西胪天主堂进行了重建。

黄家兄妹感情很好，但对家乡人则亲疏分明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黄家兄弟姐妹很会体恤成天忙累的父母亲。每当大人不在家时，黄俊钦就负责喂猪，黄光裕负责打扫卫生，把家收拾得干干净净。黄光裕8岁时就学会了做饭，做完饭怕烫，不敢去把锅盖拿起来，还常常跑去求邻居帮忙。等大人回到家时，家里的事情已全部打理得有条不紊。吃完饭后，孩子们会对母亲说：“妈，您累了一天了，坐着休息吧，我们去收拾。”

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父母赚钱的不易，有时看到门口有人来卖水果等好吃的东西，他们从来都不向母亲说要买一些。每当春节，母亲都要给孩子们压岁钱，可他们从来都不花掉，等年过完了，又都把钱全部还给母亲。

黄秀虹回忆道，自己懂事很早，为了帮家里减轻负担，七八岁时，就会做手工活了。十一二岁时，就开始为家里挑水、洗衣、做饭。黄秀虹对此至今记忆深刻：“我上小学的时候，南方的冬天特别冷，要拎着衣服到河边去洗，回来以后再吃完早饭去上学。出去的时候手常常是冰冷的，因为搓衣服，回来后手变得热乎乎的。”

唯有温情才能抵御贫寒。兄妹之间从小感情很好，从来没有为什么事发生过你争我抢的吵架，甚至互相之间连粗话都没有说过，这让劳累的父母颇感安慰。

因为父亲是外地人，加之家里没有其他的成年男劳力，黄家是这个村最穷、最没有实力的一户，所以总受人歧视和欺负，但兄妹几个非常团结。与大哥黄俊钦的内向不同，黄光裕从小就活泼、淘气，是村子里有名的“孩子王”。但黄光裕一般不会主动去惹是生非，如果别人欺负到自家人头上来，他就会跟人家去拼命。

对这个当初为自己去打架的二哥，黄秀虹表现出了特别深厚的亲情。多年以后，当自己的丈夫与家族成员之间发生矛盾时，她选择了站在家族利益的一边。黄秀虹的个性不像妹妹黄燕虹那么争强好胜，觉得即使不公平，也应该学会调整心态，尽量不让二哥为难。

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刚到北京做生意时，他们仍挂念着还在农村生活的父母亲和两个妹妹，想接父母亲来北京定居，也让两个妹妹到北京来读书。但母亲却不赞成如此做。她觉得两个孩子在北京还没有站稳脚跟，家里人不能去拖累他们。另外，等他们有时间回来时，这里还有一个家在等着他们。

这种家庭成员之间的互爱与体谅，甚至影响到了他们的下一代。离异后的黄秀虹，后来被黄光裕委以重任，担当了国美电器上海大区总经理，其中的压力和艰苦可想而知。一次，黄秀虹忍不住对9岁的女儿说：“你知道吗？其实你妈妈的压力特别大！”女儿很懂事地点点头说：“我知道！”听完孩子的这句话后，黄秀虹被感动得热泪盈眶，她想起了自己小的时候，每天在放学后帮着把家里的活都干完，然后煮好饭等劳累一天的母亲回来吃饭。虽然现在的条件有了天壤之别，但那种母女之间浓浓的亲情还是一样的。

与对家庭成员无私的爱不一样，对待家乡人，黄光裕则是一个亲疏分明的人。发达后，黄光裕在凤壶村做了不少善事。村里人介绍，他原来的一些同学，常常会找个理由，比如说结婚、盖楼、做生意、旅游什么的，便去北京找黄光裕，黄光裕一般都会资助他们一些钱，几万、几十万元的都有。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在紧邻凤壶村的贵屿镇，有一个专门医治手脚类疾病的庄姓中医，黄光裕十几岁的时候，母亲曾婵贞生病，黄光裕就借了自行车，亲自带着母亲到贵屿镇找庄医生看病。庄医生知道黄光裕家境贫苦，看不起病，每次都没有向黄光裕收取诊金，还经常给他几块钱，让他带着药方去药店买药，直到曾婵贞痊愈。黄光裕北上创业后，还常常跟庄医生联系，并把他奉为家里的上宾，每年国庆节都会邀请他去北京玩，并且专门找一个人陪他到处逛。庄医生的小女儿大学毕业后，也直接进入了深圳国美电器工作，结婚后自立门户，成为了国美电器的供销商之一。

另外，据《汕头都市报》等当地媒体报道：2004年黄光裕家族捐赠400万元在家乡修建了一条“国美大道”；因为邻近污染严重的贵屿镇，凤壶村地下水受到严重污染不能饮用，黄家在2004年还出资13多万元，资助凤壶村曾厝的水改工程；兄弟两人先后捐资254多万元，建设铜盂镇凤壶村敬老院、幼稚园等；2002年初，在原潮阳市举办的“情系民心”水改义捐活动中，他们还现场捐资100万元支持水改建设；与此同时，他们还先后捐资500多万元支持汕头市各县区的社会福利事业；向一个叫“潮汕星河奖基金会”捐助了500万元，用于帮助更多的贫困学生完成学业……

而黄光裕最近对家乡的投资计划，则是修建练江大桥。出生、成长在练江边的黄光裕，小时候经常游泳到对岸。为了让村里的小孩不再像他当年那样冒着生命危险过江，他决定投资1800万元修一座大桥。大桥从凤壶村通往对岸的潮南区司马浦镇，并连接广汕公路。如果此举顺利落实，将成为他为家乡所做的最大的一次公益事业投资。

但在波美村人眼里，黄光裕则是一个“忘本”的人。因为黄光裕兄弟从来不承认自己是波美村人，也没有回乡认过祖。据有关新闻报道，西胪镇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地方，因为水的问题，在2006年的时候还爆发过村民与当地政府对抗的群体性事件。波美村的人为了村里水库改造的事情，曾组织过几个人到北京找黄光裕帮忙，但却吃了他的“闭门羹”。

冰硬的头脑开始暖化，贫穷变成无法忍受的刺痛

等黄光裕在南方边陲的小乡村长到10岁，正在走街串巷为如何捡到更多的废品而绞尽脑汁时，中国却在经历着一次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这将最终影响到这两个分别叫黄俊钦和黄俊烈的男孩，虽然当时他们还浑然不觉。

1976年，历经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宣告结束。但直到两年之后，僵硬的思想才开始复苏。1978年12月18日至22日，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端正了党的指导思想，果断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也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逐步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此后长达20年的时间里，这位“东方巨人”始终不遗余力地推动着中国的改革开放。

当时，全国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其中劳动力过剩带来的就业压力便是一个迫在眉睫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在广大农村，因为长期的城乡分割和人口的过量增长，已经造成大量沉淀的过剩劳动力，而有限的耕地根本承载不了这么多人。另外，在“文化大革命”中，大量城市的过剩劳动力都被疏散到了农村，到20世纪70年代末，这部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开始一批又一批向城市回流。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中国1978—2008》一书记载：“文化大革命”以来至1979年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有1000多万。到1979年2月，高达760万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如洪水般涌入城市，加上原有的待业青年，使整个社会的待业人员达到了2000万，这给紧绷的中国经济又压上了一块巨石。

鉴于此，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两个关于农业的文件，宣布解禁农村工商业，家庭副业和农村集贸市场得到了正式认可。第二年2月，中央又迅速批准了一个关于发展个体经济的报告，批准城市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可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

春风又让百草生！就在1979年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迅速达到10万户左右。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才有了类似于像黄光裕父母亲一样的贫困农民从事手工业和小生意的机会，也才有了像北京知青那样卖大碗茶的热闹场景。

当冰硬的头脑开始暖化，贫穷便马上变成一种无法忍受的刺痛！1979年，在离黄光裕家乡不到200公里的福建厦门，有一个叫舒婷的女诗人，在一首《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的诗歌里表达了当时人们此种沉重尖锐的痛感：“我是贫穷/我是悲哀/我是你祖祖辈辈/痛苦的希望呵/是飞天袖间/千百年未落到地面的花朵/——祖国呵！”

生存的欲望冲破了一切束缚。于是，在安徽凤阳，18个农民在包产到户的契约上偷偷按上了自己血红的指印；在江苏华西村，吴仁宝带领农民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在天津大邱庄，禹作敏偷偷办起了冷轧带钢厂；在浙江萧山，鲁冠球创办了万向节厂……

一位美国《新闻周刊》的记者在他的报道中写道，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广东潮汕地区及珠江三角洲一带，“民间的小五金、小化工、小塑料、小纺织、小冶炼、小加工作坊，像野草一般满世界疯长”。

正是民间经济力量的推动，让当时的中央领导人感受到了现代化建设的巨大生机与活力。于是在1979年7月15日，国务院以当年50号文件的形式批转了广东、福建两省关于兴办特区的报告，文件明确表示：先在深圳、珠海两市试办“出口特区”，待取得经验后，再考虑在汕头、厦门设置。1980年8月26日，全国人大正式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3市设置经济特区。此举，无疑对躁动的民间经济起到了助推的作用。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1979年3月，《诗刊》发表了一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诗歌：《回答》。诗人北岛深情而热切的笔触，表达了当时从国家领导人到近10亿普通中国人肩负历史使命、期望改变现状的巨大热情与冲动。

而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全世界都瞩目的一个奇迹，就是日本经济的迅速崛起。被无数难题困扰的邓小平，就曾怀着无比谦逊的心态，于1978年10月22日东渡日本，前去学习取经。1979年6月底，有“经营之神”美誉的日本著名企业家松下幸之助，应邓小平之邀来华访问。此后，接踵而至的日本商品如潮水般涌向中国。

另外，在1978年的国庆典礼上，一位身穿蓝色中山装的香港商人，第一次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他叫李嘉诚，是黄光裕的潮汕老乡。自从11岁离开大陆去香港后，隔了整整40年，李嘉诚才再一次回到大陆。

而这两位被邓小平所重视、蜚声全球的大企业家，也成为日后黄光裕顶礼膜拜的商业偶像。

在1978年，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对比：当时美国家庭的电视机普及率是70%，而近10亿人口的中国，电视机拥有量却只有100多万台。另据《中国30年——人类社会的一次伟大变迁》一书披露，从1978年到2008年，全国电视入户率从不足10%增长到97.28%，观众规模更是达到了11.72亿人。9岁的黄光裕当时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长大后做的最有意义的一件事，就是让电视机之类的“奢侈品”如潮水一般涌进中国普通的百姓家庭。

僵硬的流通体制，被白蚁般的倒爷啃得千疮百孔

但野草疯长的地方，天生注定是一片灰色的领域。

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浙江的温州、台州地区以及广东的潮汕地区，成为全国走私最猖獗的地方。一艘艘走私的渔船，满载着服装、五金、家电等境外商品，在沿海一些偏僻的小码头登陆，然后又迅速涌向全国各地。在广东不少地方甚至出现了“渔民不打渔、工人不做工、农民不种地、学生不上学”现象，一窝蜂地到处兜售走私货。

另外，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价格管制、地区隔离等因素，催生了一大批靠倒卖批文发家致富的“倒爷”，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体制外流通网络。僵硬的流通体制如一座外表坚固的防洪大堤，此时已被愈来愈多的“倒爷”如白蚁般从里面把它啃食得千疮百孔。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令政府最头痛、商人最害怕、民众最痛恨的四个字，就是“投机倒把”。而对遍地的“投机倒把分子”，政府的态度飘忽不定，采取的措施也时紧时松。

1981年1月，国务院两次发出紧急文件，严厉打击“投机倒把”，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禁止乡镇社队企业的“无序”生长，避免同国有企业争夺原料。这一年，韩庆生等四个国有企业的工程师利用业余时间为一家乡镇企业设计了两套生产污水净化器的图纸，让这家农机厂起死回生，每人也得到了600元酬劳。但结果却以“技术投机倒把罪”，韩庆生被判入狱300天。

1982年，因为广东、福建等地走私和投机倒把现象严重，中央有人点名批评这些地区的领导是在“放羊”，放言“如果这样下去，不出三个月广东就要垮台”，并提出要把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进行到底。为此，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任仲夷连续两次被召进京，写了有生以来唯一的一次检查。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因小商品发达而兴起的温州，在当年爆发了“八大王事件”，包括“电机大王”胡金林在内的8个私营企业主，因为涉嫌“投机倒把”和“严重扰乱经济秩序”的罪名被公安机关追捕。

1983年前后，“倒爷”最集中的地方是北京和深圳。有人如此评价：前者是政策资源和钱权交易的中心，后者是因为宽松的政策环境成为“倒全国、卖全国”的“倒爷天堂”。

1985年初，国家宣布实行“价格双轨制”，这直接促进了“倒爷经济”的进一步繁荣。

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热潮。当时，年轻的王石正在深圳欢快地倒腾着玉米和外汇，积累着自己的第一桶金。而牟其中则没有王石那么好的运气——他在1983年从重庆仿制了1万个“555牌”座钟倒卖到上海，轻轻松松就赚了7万多元。但不久后，就以“投机倒把罪”被抓进监狱关了差不多一年。这次入狱，距离他上一次从监狱出来还只有3年。1984年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下海创业的柳传志，也经历了一段惨痛的“倒爷”生涯——在倒卖一批彩电时，计算机所给他的20万元开办费，被骗去了14万元。如果按他当时105元的月工资计算，他得不吃不喝干上111年，才能还上这笔巨额损失。

1985年，还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海南倒卖汽车案。在那段时间里，海南全岛陷入了疯狂之中，人人争跑批文、个个倒卖汽车，短短一年多时间内，通过炒卖外汇和滥借贷款先后批准进口汽车8.9万辆。当时的海南行政区一把手雷宇被撤职，组织部部长林桃森被以“投机倒把罪”判处无期徒刑。

前两年红火的电视连续剧《与青春有关的日子》，据传是以知名作家王朔及其朋友为原型，讲述了20世纪70年代末及80年代初的故事。在电视剧中对这股“投机倒把”热潮有着真实的描绘——一帮北京大院出生的干部子弟，经历了打架、泡妞的荒唐岁月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突然一夜惊醒，纷纷从北京跑到遥远的南方去做生意。他们在广州租下某个宾馆作为据点，然后深入南方的偏僻城镇寻找走私电器。弄到货后，在广州的宾馆里足不出户，转手就倒卖给大批从全国各地闻风而至的大小倒爷们，赚上一大笔差价。到最后，在金钱的利诱下，他们开始收藏起曾有的炽热理想，用几台真的电视机做样机，然后弄一屋子电视机纸箱，里面装满了砖头，到处招摇撞骗。

财经作家吴晓波在其《激荡三十年》一书中写道：“因走私而完成灰色的原始积累，是当年东南沿海乡土经济萌芽的重要推动因素，关于这一点始终未被学界注意到。”吴晓波甚至认为，深圳的前10年，并非是原先设想的靠吸引外资发展起来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一帮“倒爷”倒出来的。

吴晓波在书中分析道：“邓小平领导这场艰巨变革的战略思路：摸着石头往前走，不争论，也不做政策上的明确界定，让最终发生的事实来定义前行的方向。这种改革思维使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实验场和冒险乐园，所有的激情和野心都被无限激发出来，从社会底层喷发出来的火浆终于让大地熊熊燃烧，只要有利于经济的发展和财富的积累，一切都似乎百无禁忌，中国社会的道德底线和法制底线一次次地受到挑战和冲击，公共价值观念变得越来越世俗化和物质化。”

而在一片喧嚣中正迅速成长的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却无比敏锐地感受到了这种燥热。数年后，他们像无数的潮汕和温州青年一样，通过自己的走南闯北，把那些紧俏的电子电器产品迅速地倒卖到了全国的每一个角落。

还没来得及长大，就被抛到了时代的滚滚热浪之中

少年时期的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最大的愿望就是走出农村，到城市里面找口饭吃。当时，农村孩子想走出去常见的有这两条途径：读大学或去当兵。但这两条路对兄弟俩而言都不现实，他们不得不寻找另外的出路。

对于当时的很多潮汕青年来说，还有一条冒险的道路可供选择，那就是偷渡去香港或澳门。根据《南方周末》一篇文章提供的资料显示：1978年深圳农民的年收入是134元人民币，虽然远高于广东全省农民人均年收入的77.4元人民币，却与一河之隔的香港新界农民13000港元年收入相差有百倍之巨。正是这种贫富差距，加之当时港英政府对偷渡者的人道主义宽待，让广东省当时的偷渡现象十分严重，每年偷渡逃港者数以万计。但是，黄家显然接受不了这种可能要以生命为代价作出的冒险选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经济政策还处在探索试验阶段，一切还不是很明朗，但“地下经济”却已经冒着随时可能“踩雷”的危险蓬勃发展起来。广东开风气之先，很多当地人都投入了经商的浪潮之中。根据《中国1978—2008》一书提供的资料显示：1984年，个体工商户发展到590万户，比上一年增长了126%，从业人数达到746万人，比上年增长133.4%。而这种快速增长，跟1984年初邓小平的第一次南方之行有直接关系。也正是在这一年的10月20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改革重点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全面改革开始了。

从小把野心如硝药一样封存在心里的黄光裕，还未来得及长大，就被抛到了时代的滚滚热浪之中。1985年，黄俊钦和黄光裕怀揣着家里千方百计筹措来的4000元钱，开始出门闯天下。那一年，黄俊钦19岁，刚刚高中毕业，黄光裕16岁，连初中都没读完。黄光裕跟着大哥第一次去内蒙古，是1985年的10月10日。

那是一个充斥着喇叭裤、蛤蟆镜、电子表和邓丽君“靡靡之音”的年代。1985年，几乎所有的大人都在为一个叫阿信的日本女人的命运揪心，几乎所有的年轻人都在为第一次来到北京、广州演出的英国“威猛”乐队癫狂，几乎所有的小孩子都在故作成熟地模仿日本小和尚一休想问题时的模样，而黄俊钦、黄光裕兄弟却要为生存奔赴遥远而陌生的北方。

刚开始做的是倒卖电器的生意。兄弟俩揹着大旅行袋，装满了收音机、电子表之类的东西，从广东背到北方去卖。当然，有时还倒卖非常紧俏的电视机。那时做这种生意是要冒很大风险的，因为倒卖商品在当时还是属于“投机倒把”的违法行为，是当时政策不允许的。所以，她母亲在家里成天提心吊胆，害怕两个儿子出事。

不幸的是，担忧后来竟真的变成了事实——大哥黄俊钦不久便出事了。那次是在呼和浩特，黄俊钦和另外一个人带了2000块钱左右的货过去卖。也很凑巧，那个伙伴那天突然得了急性肠炎，跑到医院看病去了，结果警察把黄俊钦一个人给逮住了。警察指着那堆东西问黄俊钦，这些货是谁的？黄俊钦沉默了片刻，承认货都是自己的，一个人全部顶了下来。后来，东西被没收，人也被扣押起来。父母亲在家里听到这个消息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相隔千里，仍然费劲全力到处托人疏通关系。

屋漏偏遭连夜雨。黄俊钦父母两人后来不但没有帮上自己儿子的忙，最后反而把自己也给牵连了进去。

一天，黄俊钦母亲从别人店里好不容易赊来了一些酒菜，专程把乡长等当地干部请到家里来吃饭。这些人刚开始并没有声张，表面上答应帮他们家一把。但酒过三巡后，这些人便发话，说菜不够，要黄俊钦母亲再炒些菜来。于是她母亲又只得跑出去想办法赊买。

等女主人一出门，这些人就把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叫来了，以协助调查的名义，把黄俊钦的父亲控制起来。那天黄秀虹正好走在上学的路上，走着走着就觉得心情特别沉闷，慢慢地竟迈不开脚步了。她回头一看，两个警察架着她父亲走了过来！黄秀虹一下子吓傻了，马上撒腿就往家里跑。

家里的警察正在翻箱倒柜地搜查，最后把家里所有带锁的物件都撬开了，却连一分钱都没发现，只得摇了摇头走了……黄秀虹站在一边目睹了整个过程，这一幕在她的脑海里成了抹不去的记忆！

最后，黄俊钦在呼和浩特被拘押了81天才出来。巧合的是，他被放出来的那一天，正好是自己父亲被抓起来的那一天。更凑巧的是，黄俊钦的父亲也被当地公安机关扣押了81天才放出来。

想不到的是，这件事却成了黄家的转折点。在奔波的过程中，一家人深深体会到人情冷暖。让全家人最为感激的是，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不少人还是伸出了援助之手。黄光裕大姨的孩子认识一个在镇里很有关系的有华侨背景的朋友，当这位朋友听说黄家的情况时，竭尽全力无私帮忙奔波，并且没有花黄家一分钱。两家还因此结下友谊，以后又一起合办了一家工厂。

20年后，当兄弟俩都“名满京华”时，媒体对他们当初这一段闯天下的经历充满好奇，甚至加以原罪的质疑，他们对此也一直讳莫如深，不愿多提。黄秀虹对笔者坦言：“谁也不愿意冒这么大风险去走这条路，但是当时确实是被整个环境所迫，没有办法，所以只能去冒险了。”

黄光裕最近一次回到这个自己出生的小村子，是在2008年11月11日。《财经》杂志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段场景：“当时汕头召开一个招商引资大会，黄照例是警车开道，在当地官员的陪同下，到村里转了半个小时就绝尘而去。”

对于牟其中、黄俊钦和黄光裕兄弟这样一些崛起于荒野间的草莽英雄，也有不少人持宽容的态度。财经记者郑作时曾如此评价：“在那个世界中，只要有名有姓，几乎无一不是传统体制的叛逃者。他们无论是沉还是浮，其行为和思想无一不闪耀着自由的光辉。”

在黄氏兄弟踏出家门北上13天之后，也就是1985年10月23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了美国企业家代表团。在会见中，邓小平明确提到，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而在这之前，市场经济在中国一直是被当作资本主义特征而受到坚决排斥的。

潮汕人家乡观念比较重，做事讲究抱团

潮汕人家乡观念比较重，做事讲究抱团，不会轻易互相背叛。有人如此形容潮汕人的抱团意识：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对黄家来说，有几位潮汕老乡对他们的事业发展起了十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其中就有詹培忠、许钟民。另外，据《时代周刊》和《财经》等媒体的报道，与黄光裕案有关的可能还有前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和前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大陆正处于剧烈变革之际，香港也开始进入经济腾飞的佳期。后来对黄光裕事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一个人——就是有“香港壳王”之称的詹培忠，也在这个时候撞上了大运。

1947年，詹培忠出生于广东省潮安县。9岁那年，詹培忠随在东南亚做生意的父亲来到香港定居。但他无心向学，中学还未毕业便辍学前往柬埔寨，跟随父亲学做生意。

1968年，当詹培忠从风雨飘摇的柬埔寨回到香港创业时，他身上只有数千元。胆大如斗的詹培忠直接找到曾打过几个照面的香港南洋商业银行某位业务经理，把父亲和叔父的生意以及自己眼下的处境向他照实说了。业务经理很欣赏他的坦率真诚，认为他和他的家族是可信的，当下决定给予贷款。最后，詹培忠付出1/10的押金便拥有了开出数万元信用证的权利，自此有了做生意的本钱。

1972年，极富商业眼光的詹培忠进入了当时才刚刚发热的股票市场，机警的詹培忠被委任为出市员，负责为股票发行者推销股票。他利用“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优越地位，私下从事股票买卖，并斩获颇丰，一年之内便成为百万富翁。

天有不测风云。1973年股市“大崩盘”，使很多投资者倾家荡产，詹培忠由于跑得比别人快，才得以幸免灭顶之灾。股市当时还处于低潮期，詹培忠“不务正业”，组织起精工及宝路华两支足球队。这两支球队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曾在香港名噪一时。

陈松青是20世纪80年代初香港商界最“火”的富豪之一，这位由南洋来到香港的海外华侨，在70年代末连续以数十亿元来历颇为神秘的资金收购系列大型建筑或公司，在香港股票市场掀起了巨浪。陈松青把在股市集资的任务承包给了他非常赏识的詹培忠。事实很快证明他没有看错人，陈松青名下的“佳宁”股票价格，在詹氏的魔术棒操作下如脱缰之马一路上涨，詹培忠“金牌庄家”的美名不胫而走。盛名之下，找詹培忠坐庄的上市公司愈来愈多，詹培忠赚钱如“猪笼入水”，短短3年时间，詹培忠竟晋身亿万富豪！

但好景不长，1983年的香港股灾旋即来临，急速上涨的佳宁股票迅速崩盘，声名狼藉的詹培忠只得远走加拿大。但不甘寂寞的他于1985年又返回香港，此时有了“前科”的詹培忠对继续坐庄不大感兴趣，而是开动脑筋寻找到一条新路子：先后收购了8家处于三四线的无名公司或濒临清盘的公司，然后注资、重组再转售。由“金牌庄家”到做“公司医生”，成为詹培忠从事证券业生涯中的一次重大转变。尤其是在医治“港澳发展”的事件中，詹培忠本人仅注入数十万港元资金，竟获3亿港元以上股权，在香港商界堪称奇迹！

1991年，詹培忠当选为香港立法局议员。詹培忠自述，他参选从政的目的是要监察香港联交所。有人如此讥讽詹培忠：以往做“贼”，现在却改做“警察”。

可以想象，多年之后，当詹培忠在向黄光裕这位潮汕小弟炫耀那段资本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传奇经历时，年轻的黄光裕该是如何的痴迷、激动与跃跃欲试。而在詹培忠从事的大量“壳”生意中，最著名的莫过于2002年引国美入主京华自动化。在詹培忠的指点和帮助下，黄光裕才得以进入资本运作的快车道。

曾任中关村股份、京文唱片、潮好味等多家公司董事长的许钟民，则是黄光裕事业生涯中另一个极为重要的人物，他和黄光裕的渊源较詹培忠更为深远。

有一种传言，说许钟民和黄俊钦、黄光裕兄弟是同村一起长大的玩伴。此种说法并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证实。据笔者了解，许钟民出生在广东省汕头市潮南区成田镇大寮村。潮南区与潮阳区相毗邻，从地图上看，黄家居住的铜盂镇与成田镇近在咫尺，中间仅隔着一个和平镇。即使不是生在同一个村庄，但十几岁时就喜欢走街串巷、四处折腾的许钟民和黄家兄弟，从小就认识的可能性比较大。

综观许钟民和黄氏兄弟的个人经历，竟然极为相似——

许钟民1964年出生，自懂事起就知道父亲被判刑入了深牢大狱，许家四个孩子太过年幼，根本干不了农活、挣不了工分，许家穷得一塌糊涂。在潮汕地区有一句老话叫“没什么不能没有门床（一种带框梁的床）”，但许家连门床都没有，一块木板两个凳子便搭成一张床，饥肠辘辘的弟兄四个就蜷缩在这样的床上忍受着贫寒的煎熬。

是1.8元“葬送”了许钟民童年的自尊和天真！当时，小学一年级的学费是人民币1.8元，可许家连这都付不起。于是，从开学的第一天，老师便在黑板的右上角用粉笔写下“许钟民欠学费1.8元”，直到学期结束，这几个字都还没被擦掉。每天处在1.8元的耻辱煎熬中，让许钟民与贫穷结下了深仇大恨。为驱赶这个“恶魔”，他愿意为此付出一切代价。于是，他开始付诸行动——年仅13岁的许钟民企图偷渡香港，但差点被抓。回来后又逃学跑到广州去贩卖走私手表。15岁那年，他又钻进了一家煤窑做童工。

1982年，刚满18岁的许钟民奔向刚刚成立的深圳特区，成为建筑工地上的一名民工。几个月后，他通过努力，在别人羡慕的目光中成了建筑公司厨房里的一名伙夫。随后，他靠贩卖大米走上了创业之路，又靠贩卖磁带发家致富，成为一名小富豪。1986年，几乎在同一时间段，许钟民和黄光裕兄弟先后来到北京打拼天下。他陆续成立了京文唱片公司和潮好味连锁餐饮店。多年后，正是在许钟民这位潮汕老乡的极力推荐下，黄光裕才“勉为其难”地和他联手收购中关村，并因此深陷其间难以自拔。

2008年11月，黄氏兄弟和许钟民先后被公安机关调查。三个人可谓“同途同归”。

黄光裕还有一位潮汕老乡，就是2008年10月份落马的原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1957年12月，黄松有生于广东汕头市澄海区莲上镇兰苑村一座旧祠堂里。与黄光裕一家因土改导致家道彻底沦落相反，黄松有一家却受惠于土改，从政府手里分到了一个旧祠堂，让全家有了栖身之所。黄松有的父亲虽是个典型的贫苦农民，意识却相当“超前”，坚决支持孩子们读书考学。1978年恢复高考后，黄松有考入西南政法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自己的努力，他从一名普通的书记员，最终于2002年12月升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二级大法官。

2008年10月28日下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五次会议经表决，免去黄松有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审判员职务。而在此之前的10月中旬，黄松有因贪污舞弊案被中纪委“双规”的消息已经在小范围内流传。据《时代周报》记者调查得知，黄光裕案可能涉及其潮汕同乡黄松有。

2009年1月19日，《财经》杂志又爆出一条信息：1月12日，中纪委办案人员将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查局局长郑少东，公安部经侦局副局长兼北京直属总队总队长相怀珠带走，随后以涉嫌在金融大案中受贿对两人实施“双规”审查。郑少东于1958年11月出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县，与黄光裕也是老乡。

报道称，目前尚无从确认郑少东与黄光裕之间有无直接关系，但郑少东被调查显然与港澳赌业重要人物连超有关。此前，公海赌船“海王星”号的投资人之一连超因涉嫌协助黄光裕“洗钱”，于2008年岁末在内地被警方刑事拘留。

受连锁反应牵连的还有房地产巨头——合生创展主席朱孟依。朱孟依出生于广东省梅州市丰顺县，毗邻黄光裕的出生地汕头潮阳县，原来也属于汕头地区管辖。朱孟依被称为中国地产界中最为低调的大佬，几乎从不接受媒体采访，但朱孟依兄弟在“2008年胡润百富榜”上却以200亿元人民币排名第10位。据2009年2月20日《苹果日报》报道，朱孟依因涉黄光裕案春节期间便被内地公安部门限制出境，正在东莞配合有关部门调查。媒体披露，有关部门是在调查原公安部部长助理、经济犯罪侦察局局长郑少东时，掌握了朱孟依涉案线索的。黄光裕、郑少东和朱孟依都是广东梅汕同乡，三人不但相熟，且不乏来往。黄光裕和朱孟依表面上还是间接的竞争对手。黄光裕在与北京光华天成争夺三联商社股权之战中，最终将光华踢出局。而光华天成的老板朱拉依，正是朱孟依的亲哥哥。但是根据《中国证券报》引用某位分析人士的观点，认为不排除朱拉依当时入股三联商社有配合国美的嫌疑。

信奉天主教的黄氏家族，一出生就必须面对原罪问题

无论是出生的地理环境和家庭状况，还是成长时所适逢的社会大背景，抑或家族几代人所信仰的宗教教义，都让黄氏家族和“原罪”两个字有着剪不断的关系。原罪成为黄氏兄弟一生的起点。

其实，现在引起公众普遍关注的原罪问题，并不是法律概念和社会学概念，最初只是一个宗教概念。

《圣经》中也没有原罪一词。西方的拉丁教父德尔图良是原罪教义的主要奠基者，但明确提出原罪（拉丁文peccatum originale；英文original sin）一词的人是中世纪神学家圣·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在《罪的神学》一书中对此的定义后来广为人知：“原罪——就是那从一人入了世界，又传给众人的罪，也就是那使婴儿也必须受洗的罪——虽然为数只是一个，但若把他加以分析，就可看出许多种不同的罪包括在其中……”后来，另外一位神学家加尔文进一步将原罪简明扼要地定义为“遗传的堕落和我们天性中的腐败”。

当然，原罪论并不是奥古斯丁个人的体验和冥想结果，而是他对《圣经》和教会教义中关于“沦落”、“罪”等问题的发展。原罪是由人类始祖亚当在违背上帝意志、偷吃“禁果”后犯下的。自亚当以后，人一出生就带有“原罪”。它是人类生而俱来的、洗脱不掉的“罪行”。先知哲学告诉我们，罪不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它就存在于人内心之中，存在于人的生存之中，成为生存的否定性力量。

也正是圣·奥古斯丁等中世纪的神学家，把原罪从宗教领域延伸到了社会和经济领域，认为私有财产起源于原罪。圣·奥古斯丁在《对圣约翰的评论》中指出，在人类尚未堕落时，亚当吃禁果之前，并无私有财产，是原罪引来了贪欲，使人们在耕种土地时为“你的”、“我的”而争斗，私有财产于是产生了。

在犹太教中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比喻：原始之罪常常被比作“原始资本”或“本金”，而“个体之罪”则常常被比作“利息”。

后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资本在其原始积累过程中，通过“对小生产者的野蛮剥夺”以及“对新大陆的血腥殖民政策”，将原本有限的资源在很短的时间内集中到少数富人手中，充满了有形与无形的暴力，因此才有了“资本的原罪”。以致马克思在其《资本论》中愤怒地批判道：“资本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也有神学家坚持，上帝的创世才具有第一原初性，罪只有第二原初性。与上帝创世时赋予人的最初的善性相比，人的罪性可谓是第二天性。但是，人处于沦落状态中时，居于统治地位的却不再是第一天性。与沦落的现实相比，人的第一天性，即原初之善已经变成一种潜能，在历史上要上溯到无限遥远的过去或推迟到未知的将来。所以，刘宗坤在其《原罪与正义》一书中如此叹惜：“人的沦落昭示了生存始于一种悖谬，即人对向善的无力。人性之中的善根，在人的自由选择中乃如狂风中之芦苇，罪恶则是充满诱惑的奥秘，似乎在等待人们不惜代价去寻求。”

对于几代人都信奉天主教的黄氏家族，原罪问题是一出生就必须面对和思考的信仰问题。“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胎的时候，就有了罪。”（《圣经·诗篇》）黄家四兄妹所接受的受洗这种宗教仪式，其本质就是对这种原罪的认服。法国思想家巴特指出，“做一个宗教的人意味着做一个内心矛盾、失衡、不和谐的人”。黄氏兄弟就如脆弱又韧性的芦苇，在时代风浪中起伏跌宕，人性的善与罪共存不悖并交替闪现。他们既有勤奋、坚韧、大胆、聪明、慷慨、温和的一面，也有贪婪、冒进、吝啬、无情、蒙昧、侥幸的一面。

而到了19世纪，近代神学开始抛弃遗传论的原罪论。引人注目的是施莱尔马赫行，他指出：原罪的传播不是通过肉体，也不是通过灵魂，而是通过社会。这和中国的传统认识十分接近了。孔子在《论语·阳货》中阐述他的人性观：“性相近也，习相远也。”意思就是人的天赋素质相近，个性差异是后天环境习染所造成的。当然，在近代神学观念中，“孟母三迁”似的中国智慧只是徒劳，因为浸染原罪的社会和环境是无处不在的。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但正如前文所述，从地理环境来看，潮汕地区算得上是穷山恶水，生存条件十分有限，这方水土养活不了这方人，大家只能另寻生存的非常之法。这些都在挑战着当时他们所处时代的社会秩序与规则。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之中，原罪自然肆意生长。

黄氏兄弟和许钟民等人都出生在贫困的家庭。极度的贫困不是让人委顿绝望，就是让人偏激不安。对当时的孩子来说，正规的出路有两条，一是念好书考上大学，二是去当兵，但对黄氏兄弟和许钟民等穷小子来说，显然此路不通。

在贫困与不安中泡大的黄氏兄弟和许钟民，却适逢其时地碰上了一个激荡多变的大时代。在这个时代，建立新的秩序还遥遥无期，旧的秩序却仍禁锢着人们，大家在混沌无序中寻找着出路。

中国民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均喜欢讲这样一则现在听起来几近荒谬的故事：在20世纪80年代初，政府还在为农民进行异地的长途贩运究竟算不算投机倒把而阴晴不定。《人民日报》曾经发过一篇文章，肯定长途贩运对搞活经济有好处，但不久后，便接到有关政府部门的批评，只得再发一篇文章对自己的观点进行否定。又过了一段时间，政府的态度开始明朗，《人民日报》于是发了第三篇文章，再次对长途贩运进行了肯定。

就连长途贩运这样一件小事都经历了数次的反复，更遑论其他。直到2007年党的十七大上，才明确提出“改革无禁区”。而在改革初期，一切属于摸索、试探阶段，可以说到处是禁区、到处是雷区。如果探索成功了，则会被视为先驱、功勋之士；如果探索失败了，那么连烈士都算不上，有些人甚至成了罪犯、亡命之徒。但时代要前进，需要这样的勇士去冲锋陷阵。

1982年出现的温州柳市“八大王事件”，便是一个典型案例。“八大王”之首的“电机大王”胡金林，当时被当地政府在对经济犯罪进行严打的运动中内定为10个需要严惩的人之一。察觉到风声不对的胡金林连夜潜逃，甚至到《林海雪原》中坐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很长一段时间。虽然两年后他仍然被抓捕归案，但已经躲过了风口浪尖。他不但挽回了一条性命，更是在被捕后的第66天戏剧性地被宣布无罪释放。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胡金林从当初的一个被全国通缉的“罪犯”，变成了改革开放的功臣和标志性人物。

正如韩国的朴玉洙在《罪得赦免重生的秘密》一书中所说：“我们没有指望的，就像梨树只能结梨，苹果树只能结苹果一样，因为我们是罪树，再怎么努力也会犯罪。”

在草莽中成长起来的黄氏兄弟，对原罪诱惑的接受或抗拒自然构成了黄氏兄弟的精神内核，而由此内核所散发出来的外在性格，则浸透着一种强烈的江湖习性。在以后的创业生涯中，他们靠着这种江湖习性去打拼，并在原罪的困扰中数度沉浮。

1984年秋，广东省汕头市潮阳县铜盂镇凤壶村，正是农忙季节。田野里，大人们一个个忙得不可开交，很多劳动力稀缺的人家，甚至连小孩都会叫来帮忙。

田埂上走来一对兄妹，男孩15岁左右，女孩11岁左右。他们一边互相嬉笑着，一边用一个大竹筐把晒干的谷子抬往自家院里。突然之间，两人不知为什么吵 了起来，前面的女孩子把脖子一拧就停住了脚步，任后面的男孩怎样使劲推也不肯再动弹半步。男孩一时火起，丢下竹筐就上前给了女孩一巴掌。这下坏事了，女孩的鼻血“哗”地一下子流了出来。男孩吓得手忙脚乱，一边忙着止血，一边想尽一切办法安慰女孩……

一年以后，也就是1985年10月10日，这个叫黄俊烈的男孩就开始外出闯天下。为了博个吉利和好运，他把名字改成了黄光裕，取“前途光明、财富充裕”之意。想不到，此举竟让他在以后的经商生涯中一帆风顺。2004年10月12日，“胡润百富榜”公布，年仅35岁的黄光裕一跃成为中国大陆首富，拥有个人资产105亿元人民币。他从一个穷人变成一个最富的人，仅仅用了19年时间。等到2008年10月7日“胡润百富榜”公布的这一天，黄光裕的个人资产已经飞速膨胀至430亿元人民币，并第三次登上了首富宝座。

1991年，这个叫黄秀虹的女孩也来到了北京，帮助哥哥打理生意，现在已是鹏润投资董事长，数年的历练让她成为了中国家电连锁零售行业中举足轻重的人。很多年以后，兄妹俩聚在一起时，偶尔还会回想起当年的那次小冲突。其实两人的感情一直很好，平时连吵架对骂的情况都未曾发生过，那次算是唯一的一次。

谈起现在的事业，黄秀虹觉得自己其实一直是在辅助哥哥，就像小时候两人齐心协力地抬着竹筐一样，一前一后地往前走着。但让黄秀虹感到意外的是，后来也发生了数次意外“受伤”事件，“受伤”的人却不再是自己，而是声誉正隆的二哥黄光裕。

人性之中的善根，

在人的自由选择中乃如狂风中之芦苇，

罪恶则是充满诱惑的奥秘，

似乎在等待人们不惜代价去寻求。

——刘宗坤：《原罪与正义》

① 韩愈的“排佛”体现在政治上，“容佛”体现在生活中，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韩愈的双重人格，而并非此文前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