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文
一
流年，承载了太多我们挥之不去的时代记忆。
人生，总是在流年的不断追撵中获得成长，逐渐走向丰盈、成熟。
我成长的起点，就定格在黄土高原西北边缘一个平淡无奇的小村庄里。
自太行山以西 ，青海日月山以东，秦岭以北，古长城以南，基本囊括了黄土高原的大致轮廓，它也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这样的区域，听上去相当不错，但实际上却是贫瘠的地方。
我的家，就坐落在黄土高原西北边缘、盐池古长城以南一百公里的小山坳里，是个有着一百多口人的小村庄。
小村庄取名孙崾岘，却没有孙姓的人家。据说原来这里主要居住着孙姓的十几户人家，但自清末至民国初年，西北狼烟四起，战乱频仍，村庄里的人便死的死，逃的逃，绝了住户，断了人烟，空留二十多孔破窑和十多处荒院。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先后有李、王、刘、姜姓的几户人家，陆陆续续从邻近的村庄或是甘肃环县、陕北神木、陕西定边等地迁移到这里，在废弃了的旧村庄以西一里地的缓坡上，重起炉灶，依山势凿建窑洞，安居于此。但孙崾岘这个村名，却被沿袭了下来。
父亲出生刚刚六周的时候，因为自己亲生父母家中的光阴实在难以 为继，便被抱养到邻村孙崾岘的亲戚家里。好在养父母在连续夭折了三 个男孩后，对抱养来的这个孩子十分看重和珍惜，视如己出，悉心培养。 十五岁那年，尚未完全成年的父亲，在养父母的操持下，迎娶了十七岁 的母亲。自此，父慈子孝，伉俪情深，一家人风雨同舟，其乐融融。只 是天不假年，由于贫穷、疾病和过度劳累，我的奶奶在五十五岁、爷爷 在六十三岁时相继病逝。那时，他们的孙子辈只有我的大哥、大姐和二姐。
爷爷奶奶过世后的十几年里，我们兄弟姐妹六人，也相继降生在这 个依旧贫困，但还算温馨的大家庭里。 五儿四女，这是父母的骄傲，家庭未来的期盼，但嗷嗷待哺的九张嘴， 也无疑成为父母几乎承担不起的拖累。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总是起早贪黑、披星戴月地忙碌着生产队 里的事情。他原来是大队的会计，1959 年 ，曾进修于宁夏财经学校。那 时的父亲朝气蓬勃、意气风发，在同龄人中，有着相对优越的事业起点。
就在父亲学成归来，先后在大队、公社将事业干得风生水起的时候， “三年困难时期”的来临，完全打乱了父亲事业上铿锵前行的节奏。眼 看着单门独户的家庭缺少帮衬，孤立无依的女人带着四个不到十岁的孩 子艰难度日，在自己为妻儿节衣缩食，甚至于饿得全身浮肿的情况下， 又经历了几番心理挣扎后，父亲最终于 1962 年初，极其不甘地辞去公职， 扔下了一堆公务，恋恋不舍地握别了朝夕相处的同事，谢绝了领导的好 意挽留，毅然决然地回到了生产队，回到了娇妻弱子身边，显示出 一个 男人应有的气魄和担当。
以往的工作履历，加上正派、善良、勤劳的品格，使父亲在生产队 赢得了群众的信任，他先后做过队里的出纳、会计、生产队长，但担任 时间最长的，还是生产队长。
出席了由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参加的“三干会”后，衔命 归来的生产队长，早出晚归，为了全队人的生计，也为了一家人的生存， 一直忙碌着。
父亲忙着外面的事情，母亲在家里也闲不下来。想当年，在母亲还 没有成亲过门的时候，按照爷爷、奶奶、姥爷、姥姥事先商量好的意思， 十六岁那年的春天，便提前来到孙崾岘公婆家，伺候重病缠身的奶奶。 秋后回到娘家，过了春节，十七岁的她被迎娶进门。她从被娶进家门的 第一天起，便围拢在床前灶台边，小心翼翼地侍奉婆婆。听母亲讲，和 那个时代大多数婆婆一样，奶奶心肠好但人很严厉，当时妈妈正怀着大哥， 嘴馋得厉害，又不敢告诉奶奶。有一天，奶奶出门的当儿，母亲没忍住， 把刚刚下锅还没有煮熟的饺子，偷偷捞了几个出来，胡乱吞咽进肚里， 以至于肠胃为此难受了好几天。可惜婆媳相处的日子并不长久，八个月后， 奶奶撒手人寰。奶奶去世后，母亲敬老携幼，给病榻前的爷爷端茶递饭， 嘘寒问暖，极尽关切之心、赡养之礼，直至爷爷病逝。
爷爷猝然病逝的那些日子里，父亲因公外出，一时赶不回来。那时 已是盛夏时节。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都知道，农村的窑洞和水窖，到了 冬天，是温暖的；越是在夏天，反而越是冰冷刺骨。刚刚生二姐满月的 母亲，和徐姑姑不分昼夜，一直跪拜在寒窑拔凉拔凉的地上，为爷爷焚 香点纸，守灵尽孝一个星期，直至父亲赶回家把爷爷下葬。母亲自此落 下了终生难愈的风湿病，无论肩膀还是膝盖，一年四季冰凉如铁，即使是三伏天，也虚汗直流，浑身冰冷。
母亲与父亲琴瑟相和，相濡以沫，共同生育了十一个儿女。但 1956 年和 1958 年出生的两个男孩，不幸先后夭折，给母亲身心带来了极大的 打击。1972 年，解放军医疗队来到当地，已经 39 岁且身心俱疲的母亲， 瞒着父亲偷偷赶到麻黄山公社，忍痛流产了最后一个孩子，并做了节育 手术，那条可怜的小生命，仅仅在娘胎里存留了三个月，便戛然而止。
贫困、劳苦以及多胎的生育，使母亲患上了严重的风湿病和肠胃病。 在我的印象里，反复发作的疾病，折磨得母亲根本无法下地干活。她常 年围着锅台转，不停歇地做着那些永远也干不完的家务：白天，满院子 哼哼乱叫的黑猪，墙头上下飞来飞去到处叼食的鸡群，常常折腾得母亲 顾此失彼；夜晚，油灯下还有针头线脑的缝补活计在等着她忙活。我清 楚地记得，在那样辛劳的日子里，煤油灯下的母亲，总是一边飞针走线， 一边轻声哼唱着柔婉悦耳的歌谣，听着那动听的旋律和迷人的歌声，一 旁的我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就进入了甜美的梦乡。
然而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 ，母亲的病情明显加重了许多。她已 吃不进腥荤和酸辣油腻的食物，每天只能搅拌着一点咸盐，吞咽少许的 白面片，面无血色，连指甲盖上，也是一片瘆人的惨白。那几年，烈日 炎炎的三伏天，她仍然裹着一身棉衣棉裤；从秋后到来年春天，母亲总 是披着一床棉被，围坐在热得发烫的土炕上，虚汗淋漓。好心的医生偷 偷告诉父亲，长期的肠胃溃疡和风湿症，已导致母亲严重营养不良，“也许活不过四十五岁”。
坚毅要强的父亲只是把这句话告诉了大哥，大哥又悄悄告诉了大嫂。 于是，三个大人，默默撑起了这个恓惶的大家庭。
这一年，是 1974 年。
这时家里其他成员的情况是，二姐考入了吴忠师范，二哥刚上初中， 三姐五年级，我三年级，四弟一年级，四妹、五弟、三个侄女都是六岁 以下的幼童。
全家十三口人，能够下地劳动的只有父亲、大哥、大嫂三人。虽说 是大集体时代，但“按劳分配”的原则还是要体现的。好在当时国家的 政策是，30% 按劳动工分、70% 按实际人口分配粮食，至于钱，则完全 是按劳动工分多寡，年底结算分配。那时各大队、各生产队的收入并不 平衡，一个劳动日，成人劳动一天挣得的工分是十分，好一点的生产队， 能分到三五毛钱，境况差一点的生产队，也就只能分到一两毛钱。
我们家劳力少，人口多，能分到的粮、钱也相应地比别的家庭人均 要少许多。
为此，每当周末或寒暑假，我们几个年龄稍长的兄弟姐妹，总要挤 出时间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依年龄和劳动能力，大人们出工一天挣十个 工分，我们年龄稍大一点的小孩，可以挣七个工分（俗称“七厘”）， 年龄再小一点的，只能挣三四个工分。揽豌豆，拔冬麦春麦，收割糜谷、 荞麦、胡麻、芸芥以及挖土豆，或者放牧、打草、送粪这样的活计，我 们全都干过。只是，那完全不像是今天“锻造创新实践能力的需要”， 而完全是由于生存现实的逼迫。
父亲后来说，从 1961 年至 1979 年，我家人均分钱分粮，在全生产 队都是垫底的，每年年终，他都要为生产队倒贴拿钱，这种境况，连续 十九年之久。
父亲说得没错。那几年的夏秋，有好几次生产队分粮的经历，给我留下了苦涩的记忆，还有锥心的痛楚。
第一次是分冬麦。我和二哥从家里翻捡出两个长口袋，那口袋由山 羊毛织成，黑白相间的纹路，看上去很养眼。每个口袋能装约五十公斤 粮食。会计记账，父亲捉秤，按照劳动工分多寡，一家一户地分。从太 阳高悬到夜幕四合，我们兄弟俩远远地枯坐在打谷场边，眼见着一户又 一户人家装满了麻袋，喜滋滋笑吟吟地装上架子车离去，甚至已有人打 着手电筒为父亲照明瞄看秤星，但仍轮不到我家。直到最后打谷场上稀 稀拉拉没几个人，会计才叫到了父亲和大哥的名字，我和二哥兴冲冲地 凑近粮堆一看，只剩下一小堆，但已然顾不上许多，便手脚麻利地装满 了两口袋，一上秤，多了，只好倒回了一些，再称，还是多，又倒出来 一些。会计李二哥从上衣兜里摸出一支“经济”牌纸烟，划着一根火柴 点上，狠狠吸了两口，尖尖的喉结上下蠕动了几下，这才右手钳起香烟， 弹了两下烟灰，看了二哥一眼，然后以善意的口吻，半开玩笑地说：“别 舍不得，多倒出来一些。”二哥磨磨叽叽很不情愿地从一只口袋里又倒 出来了一小堆，最后上秤，一百三十多斤，刚好。我看了看那个竖直的 装满冬麦的口袋旁，蜷缩着的另一个皱巴巴干瘪矮小的毛线口袋，想到 一大家十几双期盼的眼睛，还有维系母亲性命的清汤白面片，心一瞬间 坠向谷底，感到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第二次、第三次的分粮，情形也大抵如此。
我知道，这一百三十多斤冬麦，勉强够患病的母亲吃清汤寡水的白 面片，再至多，也就只能盼大年初一的早上，全家人一起吃一顿热气腾 腾的饺子。
事实上也正是这样。由于粮食少，安排一家人的伙食，明显地捉襟见肘。中午，勤苦善良的大嫂在伺候一大家人吃臊子荞剁面，吃到一半时， 眼见炖汤的小锅臊子汤已不太多，大嫂便从煮面的大锅舀上一勺面汤， 兑在小锅里，一顿饭的时间，有时要这样兑三到四次，到了最后大嫂吃 饭的时候，那小锅的臊子汤，已然与大锅的面汤相差无几。但聪明贤惠 的大嫂毫无怨言，还调侃地对锅台下烧火的三姐说：“上锅的，吃多的。” 言罢，匆匆吃完寡淡无味的汤汁剩饭，然后麻利地洗锅、喂猪，站在炕 沿边给女儿喂几口奶，来不及休息片刻，又下地去了。
更多的时候，大嫂给我们做的是调和饭，饭里米和面都很少，只是 多加些土豆、白菜和水，清汤寡水一大锅，开饭时只听得一大家人“呼噜噜” 吃得海响，但过不了多久，那不争气的肚子又开始“咕咕”乱叫了。
有一天晚上，家里来了客人，我便去大哥大嫂的窑洞里夜宿。半夜 里醒来，无意中偷听到大嫂压抑的啜泣声，还有大哥好言宽慰大嫂耐心柔和的话语。
我非常理解大哥大嫂为这个家所做的牺牲，一瞬间心头像撒了把盐 似的刺痛。
“好好读书，将来离开这里，努力挣钱帮衬家里。”黑暗中，盯着 窗外透入的月光，不由自主地，我的上齿狠狠地咬住了下唇。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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