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姓女宝宝取名（赵姓女宝宝取名大全2022）

一、

我本姓赵，生于姑苏，原籍是徽州，家中世代经商。父亲就生在徽州，十二岁时，四周闹长毛，（即太平天国，以其技发，俗皆呼曰长毛）我们徽州很受蹂躏，家人都四处奔逃了，他只身便跑到苏州找我祖父。那时我祖父正在苏州与一叫朱胡子的合伙开当铺。后来乱事平定，也没有回本乡，就在苏州落户了。我的母亲是苏州人，姓潘，容貌长得很美，性子又温和，亲友们都称她贤惠。生我那年是同治末年，她整三十岁。这时候，我家住在苏州城内周家巷。

我的祖父叫赵多明，人极忠厚，笃信神佛，天天烧香磕头，求着多子多孙。后来果然求得八个儿子，但不幸因闹长毛都流离失散了，以后也迄无音讯，不知死活，剩下只有我父亲一人。我的祖母是一位很有才干很有经验的人，家务都归她主持。只是脾气太大，约束家人严厉极了，偶犯小过，便遭申斥，家里人没有不怕她的。惟独对于我却特别钟爱，从未打过一下，骂过一句，一切饮食服用，也都很精心细意的给预备。这也是因我小时就很聪慧，会伺候她的缘故。她的身体原来很健康，因我嫁了洪家不久，要随洪先生赴欧洲，她着实舍不得我走，却又无法拦阻，心里总是在挂念。到了欧洲，我又不能常给家写信，因此使她渐渐的竟忧虑成了病，以致不起！临危时，还叨叨絮絮的说，盼望见我一面，这样遥远的路程，怎么容易回来呢？我还有一弟弟，中年病殁，已娶妻，无子。“彩云”是我的乳名。姓傅是假冒的，因那时常常出去应酬客人，为顾全体面，不好意思露出真姓氏，便想得一个富字，取“富而有财”之意，后来人们都把它写成人旁的傅字了，嫁了洪家，洪先生给取名“梦驾”，脱离洪家后，又改名“梦兰”。我们赵家在徽州也是大族，人口繁殖。后分二支：一曰千户堂，一曰积禧堂。有两个祠堂，修葺得都非常壮丽。

二

我小时很聪敏，什么礼节全懂得，也会款待人。七八岁时，家中有亲友来，总是先打招呼，装烟倒茶，陪着人家谈话。亲友们因此都很喜欢我，一到我家，便忙着打听我，找我。我祖母本来是个最讲究体面的人，见我如此，便对我更加终爱，常常听到她在人前夸赞她的孙女如何如何的好。我到了十几岁，出落的俊俏非凡，又天性喜欢妆饰，就爱擦胭脂抹粉穿好衣裳，一打扮起，人人都说好看，都说：“这小妮子，不知将来要被那个有福的娶了走呢！”渐渐苏州城内没有不知道周家巷有个美丽的姑娘的了。有时我在门口闲立，抚台、学台们坐着轿子从我跟前过，都向我凝目注视。常常弄得我很害羞的跑进家去。我们徽州有一种食品，叫“状元饭”，是用红克莱加猪油拌饭。我小时最爱吃这个，有人便说我“将来必定要嫁个状元。”后来果然嫁了洪先生（名钧，同治戊辰科一甲一名进士），这也是前生注定的姻缘吧！我从小就说苏州话，官话是后来才学会的。我家里人都说徽州话，只有我母亲，因是苏州人，她说苏州话。这时候，我家的经济状况已渐渐感觉困难，祖父同朱胡子合伙开的当铺，已因赌累不堪倒闭了。父亲是没有什么能力出去作事的，家里又没有多大积蓄，差不多全靠着借债典卖度日，我祖母整日价愁得什么似的。但为顾全体面，还竭力支撑着门面，不愿意显出困窘的样子，叫人家知道笑话。

三

我家有一使女，名唤小阿金，是我母亲陪嫁过来的。后来家里的境况越来越穷，就把她打发走了。她出去先跟了别家，后又归一姓金的，名叫金石泉。金有一妹子叫云仙，当时在苏州很出风头的一个拉纤的，交际很广，苏州的阔人差不多她都认得。她久已闻知我的艳名，想着引诱我为娼，从中图利，只苦于无法着手。小阿金一到她家，她有了法子，就授命小阿金托词来我家闲玩，寻机会先把我诱到她家，俟慢慢的熟了再下手。这时我才十三岁①、虽然聪明、究意幼稚，又从小便喜欢同小阿金在一起，现在她能常常来家伴我嬉戏，更邀我出去游玩，心里怎不愿意？每次都是瞒了祖母偷偷的走、她若知道了，是不会叫我出去的。有一天，是个春季，小阿金把我领到金家，金云的道：“今天天气清爽，我们一同到外边逛逛，好么？我是贪玩，哪里都愿意去。我们就出了城，见河里有许多只船，布置的全很讲究，船上人有的在那儿划拳吃酒，有的唱曲，煞是热闹。一会儿，船上有人向我们打招呼，金云仙就领我上了那船，坐下后，船里的人都和我们攀谈说笑，我觉得这很好玩，也不害羞。在一船上坐了功夫不大，又到一船，也是这样说说笑笑，一连串过有十几只船，才同她们回家。心里只知道这是玩，哪晓得原来这是她们假词游逛，骗我到花船上去“出条子”。当时每一个清格条子是给四块银元，这次金云仙借着我，凭空的赚了好几十元钱。以后，便连着同她出去过几次，家里人全不知晓。一天，又随她到一处，恰巧有本地官员在座，看到我惊讶道：“这不是周家巷里的那个姑娘么？”我听着暗笑，心里说：“怎么不是。”渐渐外边人们有些说闲话的了，家里也已知道，我祖母很是难过一段时间，还是我母亲竭力的劝解，说：“家里的境况，这几年很是困难，叫彩云出去赚几个钱回来，多少总能有些补助。过一二年再给她物色一个才貌兼全的夫婿，好好的嫁了，也没有什么不对。“祖母想了想，家里也实在是没有办法，只好答应。我是只作清相，应酬条子。苏州那时候也没有“花捐”。妓女在家里不相待客，半都在花船上，或径到客人宅里。到了五月里，因有个吴三大人，脾气太据傲，一日招我陪酒，嫌我对他太不客气了，大闹一顿，摔毁许多器物，把我吓坏了，从那次就没敢再出去。后来还是洪先生派人来叫我，说了好些谦逊的话，才又出去的。这时候，苏州的花船很多，停泊的地方，都在仓桥供一带，往来于阀门、虎邱之间。这种船都是双开门，四面有玻璃窗，外边周围带栏杆，彩绘很精美。船里面够宽敞，能摆下两桌筵席。一切的布置讲究极了，两边挂着很多的华灯，还有用茉莉花编成的花篮，桌椅全是红木花梨嵌大理石的。当时最著名的花船，是焦八、张大魁及石姓各船。这些船自己都带几个姑娘，叫作“坐舱姑娘”；又有些船不带姑娘的，叫作“清船”，客人若不愿意要坐舱姑娘，也能随意到外边去叫。花船生意最好的时候，是在六月，这时老爷们都出了场，通常是在进场以前就把船预定妥的。叫“条子”的规矩是：谁叫的条子，姑娘就搬个凳儿坐在谁旁边，船上待役使过来给姑娘倒上一碗花茶，都用盖碗，这是专为给姑娘喝的，姑娘陪客不许吃酒，可以吃水果，嗑瓜子。那时候还没有纸烟，雪茄烟倒是有，但吸的人很少，普通都是用水烟，也有很多抽鸦片烟的。姑娘们也有些随身应带的东西，如粉盒、槟榔盒等等，寻常都是银质的，阔一些的还有用金质的或镶宝石的。粉盒是为预备随时敷面用，槟榔盒里装着些槟榔，豆宏等物，客人在饭后，可以随便取食。姑娘出门都带者娘姨。

条子钱，清值四元，红棺五元，但实收却是一样，因姑娘临走时必须赏给下人钱，清情一元，红棺两元，这叫“坐舱钱”。把钱放在茶盘底下，等下人来收拾桌子时，把钱拿起来向船板上一丢，当嘟一响，便喊“某小姐赏下呀！”外面就齐声大嚷着：“谢谢”。语音颇为动听。

船上全代办酒席，价钱清船比较便宜，连酒饭费在内，一天有二十四五元钱即够；花船（即带姑娘的）就贵多了，每天非百元左右不可，可是它的一切也都比清船阔的多。客人上船，总在下午。开饭时须待掌灯以后，如果肚子饿可以随便要些点心来吃，大约十点钟船就进城了。这种船都是双桨双橹，驶船人技术很精，能叫船快慢自如，并且还会弄许多花样来，最好的是“打招”，一篙下去，船就在水中打起盘旋，四周围水如溅珠，真个有趣！这时候的姑娘差不多都会唱几段小曲，有的还能唱整出的昆腔。用的乐器，都是笛子和琵琶，琵琶是自己弹，笛子有师父给吹。我不会唱，因为从小没有下过功夫，临时赶着学些，那就差多了。

四

我十三岁那年，出去的没多久，就认识了洪先生，这时候他正丁忧在家。初次一见面，我俩便很投契，他爱我极了，只要在一起，话总是不会说完的。洪先生的家在苏州城内北张家巷。他不常出门。都是把我叫到他的府上。同他常常在一起的朋友，有吴承儒姚念慈、沈向之、老潘四大人几位，都是当时苏州很有名的人物。他们闷了时，常斗一种牌，名叫“打黄河阵图”，这种牌也有花，么二三等，输赢很大。他们每次斗牌，总叫我旁边陪着。洪先生一天不见我便想我，他的朋友们就说：“你既对彩云这么好，为什么不娶了她？”他道：“我年纪太大了，觉有些不好意思。”这时洪先生是四十九岁。后来他的朋友们竭力怂恿，就托人向我祖母提说，我祖母嫌是做偏房，执意的不肯。他们又托过来许多人，长说短说，我们这边所提的条件，洪家也一一答应了，这才说成。媒人算是吴承儒、姚念慈。翌年正月十四日，把我娶了过去。那年我十四岁，洪先生整五十－婚礼也很庄重，坐的是绿呢大轿，前面打着红状元纱灯，仪仗甚多，好不气派！洪先生名钧，号文卿，祖籍也是徽州，三十岁中的状元。正太太比他长两岁，南京王家的小姐。还有一个姨太太是扬州人。有一个少爷是正太太生的。少奶奶是陆家的小姐（陆润库之女），一家人都很和蔼，正太太待人尤好。我过去，他们都很喜欢我，都称呼我“新太太”。到四月，洪先生三年服满，带我进京。五月里便放了出使俄、德、奥、荷四国钦差大臣，没有能在京多住就动身了。由北京到天津坐的长龙船（创于曾国藩，以其船身颇长，故名），这种船身子很长，两边用许多船夫，驶起来快极。一路上迎接钦差的人很多，真忙个不了。由天津到上海，改乘轮船，应酬才少些。到上海我还闹了一个笑话。我们下了船，我见洪先生已上了轿，我也就随着上轿，这时候蓦然响了三声大炮，我不知道是作什么，把我吓得脸也发了白，身上打起抖来，女仆们赶忙搀着我才上了轿。原来这是放一种表示敬礼的炮，我哪里经验过？事后一想，觉得真可笑。我们在上海住的是天后宫（清出使外洋大臣，多以此为行辕）。

五

跟着洪先生到欧洲去的：家属里只有我一人，正太太因需要留家操持事务，不能够去，那个扬州的姨太太，身体也过弱，常常抱病，禁不起轮船的颠荡。此外还带了些随员和男女仆人，随员中，他的学生很多。我们出洋的一切装束，全是中国样子，或便衣，或官服，洪先生最讨厌人穿洋服，可是我们在船上吃的却都是洋餐。我们是过了中秋节，又耽搁些日子才动的身，到柏林已届十一月了。柏林的中国使馆（非今馆）很是阔气，起先是一位公爵的别墅，景物很幽雅，一座长形的楼，有三层高，建筑得阿丽曲速。院的周围种植了许多花木，到春天，树青花艳，再配上那茸茸像毛毯似的细草，真好看极了。楼后有一道小河，能划船，闲暇时荡漾其中，叫人心爽意适。楼里面的装置也颇讲究，如宴会厅、办公室、卧房等等，无一不备。我同洪先生就住在楼内的右边，占了有十几间房。这房是租赁人家的，房主本来要卖掉它，先索价很低，洪先生不愿意买，后来想买又贵了，终于没有买成。我去欧洲，只带了两个女仆，因那时的人多不开通，一说到外洋，谁也踌躇不敢去，有去的索工资也过高，这两个女仆每月的工资就是五十两银子。到欧洲感觉着人不够使用，又雇了四个洋丫环，工资倒很便宜，一月四十两，还是她们自己吃自己。洋丫环很会服侍人，体贴极了，比起中国的仆人对主人，还要忠实听从得多。我们在欧洲还是吃中国饭。一去时就带了两名厨师，烹好技术都很精，都是洪先生用了多少年很得意的人。后来归盛宣怀家用了，洪先生对于饮食上最讲究，也最有研究，家里每次请客，调制出的菜品，有许多样是外边做不来的。使馆里请客时，我们也是给预备中餐，欧洲人也最爱吃，不过要嘱咐厨师把菜做清淡些，减去油腻，因油腻是中国菜的一个大缺点。吃的方法仿洋餐各自分食。他们吃完以后，都极口称赞：“中国菜滋味最美，最好吃。”－这句话可不是容易获得的呀！因那时厨师少，忙不过来，随便找个人又帮不上手，都是我帮忙，有时候手脚不闲的忙上好几天，才能弄完，真累极了！最可笑的，是叫洋丫环拣燕窝，她们哪里弄过这个？把眼睛全弄红了。我在欧洲还请了一个女陪伴，－这种人也是伺候人的性质，不过比起普通女仆却高贵，可以和主人在一起吃饭，彼此相待的有些客气。我请的这个女陪伴，没有什么事叫她做，除了早晨给我梳梳头，整日价便陪着我闲玩。我的德国话就是她教会的。

有人说，我在欧洲的举止很阔绰，每次由外边归来，都有四个洋丫环提着明角灯引导我上楼，这事倒有；不过，我在国内时，也有四个丫环给我打灯笼。又有人说，我在欧洲常常到各跳舞场里去，那却是一派胡诌，要想一想，我是个缠脚女子，走动起来是如何的不方便，而且我在欧洲就连洋装也没有穿过，叫我怎么跳得起？休说到跳舞场，便是使馆里遇着请客，按照外国规矩，钦差夫人应该出来奉陪，可是我只出来打个招呼，同他们握握手，就退回去。洪先生是最反对外国礼节的，说他们野蛮，不可估习。德皇同皇后，我都见过几次，觐见时，我穿中服行西礼，鞠躬或握手，有时候也吻吻手。国宴时候常是在晚间，那时宫里还没有电灯，全点蜡烛。有名的俾斯麦宰相①,我也见过，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翁，长长的胡子，讲起话来声音极洪亮。我住柏林最久，也到过圣彼得堡、巴黎、伦敦等处，但只是游逛性质，不几天便回。我在柏林还生了一个女孩，因生在德国，取名叫德官。洪先生人虽精明，只是性子太固执，到了欧洲一点洋物也不肯用，还是穿那三道云式的福字履，布袜子。有一次出去应酬，因多走了些路，回来把脚都磨坏了，我劝他换穿洋袜子，他一味的不肯。苦苦的劝了半天，他才说，要我做的便穿，我就叫洋丫环做了几双，假说是我做的，骗哄了他一下，他才穿上了。才到欧洲时，人家都要给他照像，他怎么也不肯，等我们归国时，德国人又拟为我俩制蜡像，留在柏林蜡人馆作个纪念，他更是不肯。不然，现在还能有个少年像在那里。洪先生在欧洲整整三年，这三年中的生活，除去办公务以外，差不多全是研究学问。他最懒于应酬，闷倦时便独自一个人到动物园去散步，回来又伏案看起书来，他的身体赢弱多病，也就是因他用心过度所致。洪先生不懂洋文，连一句洋话也不会说，参考外国书籍，是一个比利时人给作翻译，常常见他到各图书馆里去替洪先生寻找材料。他名叫根亚，有个中国姓是金，我们都称呼他金先生。这时候，日本在欧洲也有了外交官，他们却都是穿洋服，可是人家还都瞧他们不起。有一年高丽也派了外交代表到俄国，它本是我国的属邦，竟越过不顾，把洪先生气急了，给国内打了多少次电报，商办这件事，后来几乎谈崩了要回国。

六

洪先生由欧洲归来，便留京任兵部左侍郎职，中间为采办军器，曾被参一次，很是冤屈，这都因他的性子太耿直，办事容易开罪人，他已忘了，人家却还记在心里，遇机会便图报复。那次还亏得慈禧太后平日对他很信任，不然，就了不得了！颐和园里的那些滑冰车、小火轮还是洪先生在欧洲时买来献给太后的。我们在京住前门外小草厂，后来因太狭窄，又在东城史家胡同买了一所较大的宅子，间数很多，局样也好，想产拆去后边的一部，为我重新盖几间洋式楼房。哪想到，家还没有搬，洪先生就得了病，病时，正值被派监修东、西陵、天坛等处的工程。初得是一种疝气，恰巧宅里有个雇用多年的剃头匠，娴于针术，常见他给人家治好了病。这时便想教他治一治，洪先生不愿意。经我竭力的劝说，才应允了。扎过了几针，病果见效，但挨时未久又复犯，这次转入黄病，请来多少的名医，也都束手无策了，就这样的不治而殁！享年五十五岁。殁后，朝廷颇加优礼，赏赐恤金，并派大臣致祭，仪式隆重得很。所派致祭的大臣是高阳李鸿璋相国。这时候我真痛苦呀！洪先生一死，京里除去几个族人仆人以外，只有我同母亲，亲戚朋友们人家是不便给作主张的。我哪里经过这样事，简直都弄糊涂了。后来还是有人说，赶紧着先给少爷打个电报，叫他来京奔丧吧，这才打了去。装殓时，我在棺材里面放了许多珍贵器物，记得有二十几挂朝珠，佛头都是很好的，四个鼻烟壶，两个翡翠的，两个白玉的。又烧了不少的衣服。装殓完毕，棺材的盖暂没有上楔，静待着少爷来，这样待了有七八天，他才来到。洪先生的灵枢是奉了旨特许进城。出的朝阳门，到通州，由运河上船回籍。途中，少爷因有病，也没有伴灵，抵家后不久就去世了。

七

洪先生殁后，所遗下的财产很多。临危时曾对我说：“你跟我一场很不容易，无论守不守，给你五万块钱，当年我也有过这话。”这是我归洪家时，洪先生对媒人说的：“彩云跟了我，幸而能偕老，便无话说；不么，我必给她留下相当的资产，使她生活无忧虑。”盖也觉得自己年长，恐不及白头也。当时我听着洪先生的这种遗命，心里只是难过，啼哭，不敢说什么，也不知道说什么，洪先生就把这笔款子交给了我们一个本族兄弟名叫洪銮的，原意是托他把我送回娘家，替我安置安置。谁想回到苏州，他昧了良心，把款子私自吞没，藏匿起来不见我，我派人四下里寻找，也没有找着他。还是第二年的冬天，在上海马路上碰见他，我向他求索，他支吾着说：“新嫂子，你请放心吧！转过年我一定给你。”转过年他又躲远了。因我没有拿着什么凭据，也无法同他打官司，结果便这样白白的让他侵吞了。最初，我本没想到要脱离洪家。我们少爷觉着我很年轻，怎么能叫我守寡，一般亲友们也都不主张我守，我家里也不愿意我守。我同他们一船伴灵到了苏州，在接官亭便与他们分手，我携带着自己的东西，径归了娘家。从此以后，也就没有再人洪家的门。我那四岁的女儿一－德官，也给洪家留下了，咳！我哪里舍得？后来德官长到十九岁，因病死去。第二年正月里，我在上海还生了一个遗腹子，生后十一个月，也夭折了。这都是我的命该如此呀！脱离洪家时，为我提亲事的很多，有人便劝我不必再嫁了，到了上海立个门户，挣它一万八千很容易。我一时也拿不定主意，想了想，还是先到上海再说吧。到上海住在垃圾桥保康里，这时候，上海正在繁华，勾栏林立，我一看事情颇能望好，心里拿定了主意。但须要先找一个人来给撑门立户，在二月间，就由我的女仆找到了孙作舟，字少棠，天津人，在天津娘娘宫开过首饰楼。他的父亲名在棠，父子俩都喜欢唱戏，也算是津沽一带的名票。与孙菊仙同族，菊仙是少棠的族叔。他长得并不怎么好看，脸上许多黑瘢，还有麻子，只是体格魁梧，性子也柔和，故我俩情爱甚笃。他行三，上下都称呼他“三爷”。我从洪家出去，因并没有拿到什么，手里很是空虚。这时候须我先垫补许多钱，自己就折变了些东西，还是不够；又抛着脸向各处借了几个凑上，合有四五千元，便在二马路鼎丰里旁边的彦丰里赁了一所五楼五底的房子，里面全带有家具。又化两千多元钱包了两个姑娘，一个叫月娟，一个叫素娟，姿色都长得够标致，就教她们挂牌应客。我不出名，但遇到熟交或感情契洽的客，也出来陪陪。这种派头算是半“住家”半“书寓”。慢慢，想见一见我的人太多了，他们都劝我也挂牌吧，后来我觉着也实在是推脱不开，便规定每礼拜六。礼拜日两天见客，名字用的是“赵梦兰”。这么一来，每到这两天，真是客人络绎，车马盈门，忙得我连吃晚饭的工夫都没有。累固累，可也真挣了钱。这时候沪上名妓所谓四大金刚的林黛玉、金小宝等都在大兴里，她们再三联络我，结拜成姊妹，劝我也搬到她们那边去，我倒也很愿意，只是嫌那地方“野鸡”过多，后来我费了许多力量才把她们撵走了。我搬过去工夫不久，旁人都看着好了，都搬了过去，但最低都是长三，没有再下等的。

上海的妓院分若干等级，最上的叫“书寓”，次叫“长三”，再次叫“么二”，再往下就是“花烟馆”、“野鸡”之流了。书寓称“某某书寓”，长三称“某某寓”少一书字，么二称“某堂”。书寓长三的门口都挂着牌子，上面标写妓女姓名。很下等的我们不提它。书寓和长三最不同的一点，就是书寓姑娘全要会唱曲。这是一个必须的条件，她们在名义上也只是说担任唱曲，与北方的“清吟小班”性质差不多。客人初到书寓，认识了一个姑娘。姑娘总先要唱一段曲给客听，这叫作“堂唱”。这在长三，因为不一定要唱，便叫“加茶碗”，么二叫“攀相好”。客一到，熟识的姑娘便出来让到她的房里，客若偕有生疏的朋友，就给介绍一下。坐下后，姑娘敬上烟茶－烟有鸦片烟、水烟、雪茄烟等；还有各样的干鲜果品。书寓算是最讲究的了，水果都是按着四季预备，橘梨，苹果，杨梅，菱藕，无不应有尽有，任客吹食。书寓姑娘是例不陪宿的，偶然留客住宿，那都是日子已久，客与姑娘的交情很契腻了，姑娘愿意留下。长三住宿虽比较容易些，但也须经过相当时间，彼此厮熟以后，方可摆席。

“摆席”，也叫“摆酒”，也叫“开台面”，这是住宿的第一关，非要经过不可。好排场的客，在那时都要要一要阔气，有弄双台的，有弄双双台的。摆席的钱不能先付，先付便是瞧不起姑娘，有一种“下脚钱”，是赏给佣人们的，却要先给，普通是四元，大方些的也有多给的。摆席钱是十三元。摆席时，书寓姑娘都要唱曲，有乌师在下边伺候着给鼓板吹笛，终了也要给他们下脚钱。这时候唱的曲，虽然也有京腔了，还是昆曲多，记得常唱的有“佳期”、“楼会”、“八阳”。“思凡”、“长亭”、“剪卖”等等。

八

光绪二十四年的夏天，孙三爷想回天津，就怂恿我也跟他到北边来。我离开北京已有五六年了，心里倒也很想来玩玩，把上海的事情略略的结束一下，便跟着他到了天津。先住在高小妹的班子里，时间不多，当地的人就都知道了，都来捧场，每天的客总是应接不暇，我一看事情既然这样望好，便打算自己开班子，同我母亲和三爷商量了商量，他们也很愿意，于是就在江岔胡同－那时这个胡同内南方班子很多－租赁了一所房，房子原也是个班子，又接了五个南边姑娘，我自己也出名应酬客。班子名就叫“金花班”。

在这个时期中，我结识了不少的显贵人物，有一位构立山（内务府蒙古正黄旗人，官至户部尚书。庚子时，因反对义和团被杀。死后，家人不敢收其尸，伶人姜妙香与他投契，购棺殓之，时人称义），性情极豪爽，和我最要好，初次见面，就送给我一千两银子，以后三百两、五百两是常常给。又有一位德晓峰（名馨，满州镶红旗人，曾任浙江、江西巡抚），人也诚恳，和我最投契。这两位算是我在天津这个时期中所交最知己的朋友。第二天，杨立山的老太太作寿，我由天津来京给她拜寿，恰巧德晓峰也在京，事毕后，他们便同着一些朋友很恳切的挽留我长住在京里，无论如何不让再回天津了，有的便赶忙去给我租房子。他们的这番美意，我很难违拂，并且想了想，有他们几位在旁关照，也决没有什么外错，况且，北京又是我最爱的一个地方，随着就派人把天津的班子收拾起，搬来京里。我们在京就住在李铁拐斜街的鸿升店内一一这时如韩家潭。陕西巷。猪毛胡同、百顺胡同、石头胡同等地方，住的差不多全是妓女，这一带非常繁华。京里在从前是没有南班子的，还算由我开的头。我在京里这么一住，工夫不久，又经诸位挚好一番吹嘘，几乎没有不知道“赛金花”的了。每天店门前的车轿，总是拥挤不堪，把走的路都快塞满了。有些官职大的老爷们，觉着这样来去太不方便，便邀我去他们府里，这一来，我越发忙了，夜间在家里陪客见客，一直闹到半夜，白天还要到各府里去应酬，像庄王府、庆王府我都是常去的，尤其是庆王府，只有我一个人能去，旁的妓女皆不许进入。“赛二爷”的称呼，也是从这时才有的。因为杨立山给我介绍了他一好友，名叫卢玉肪，此人极有趣，见我几次面，就想着同我拜把兄弟，我竭力的推辞，说不敢高攀，他偏是不允。便换了盟单，磕了头，他行大，我行二，从此人们就都称呼我“赛二爷”。过了些时，我嫌南城一带太脏太乱，想在内城找一所清洁宽敞的房子，就在刑部后身高碑胡同内看好了一所，便租了过来，搬过去还没有一个月，房东要卖房，我因装置修饰化了不少钱，舍不得搬走，便打算买了它。同房东豁了豁价钱，讲妥贰千伍百两银子，才要写契拨款，赶上官厅禁止口袋底①的曲班，内城不许立乐户了。那些驱逐的姑娘们，就有躲藏在我这里的，房东一见恐怕受什么牵连，发了慌，房也不租也不卖了，只催我赶紧搬家，整天同我吵闹，我一生气，觉得还是天津好，就回到了天津。后来我又到京一次，看情形还是不很好，便又返回。这时已是光绪二十六年了。这时班子里的姑娘们出趟门都很难，虽然京津间已通火车，可是沿途上“混混”（即土棍流氓地痞）过多，马家堡（距永定门数里，京奉铁路行抵北京的车站，那时即在此。）的混混尤其厉害，常常发生抢劫姑娘的事。我那两次来，还是同荫午楼一块儿搭的头等车，为的仗着他些保护。

九

转过年的春天，天津就有了义和团②,说什么练神拳能避枪炮，先都说须要童年人练习会灵，后来练着练着就都是些游手好闲的人和地痞，正经人谁肯练这个？渐渐就一天比一天多起来，等过了端阳节，城里各乡都成立坛场，差不多遍街全是他们了。他们的装扮是：红布包头，短衣服，腰系红巾子，手里拿着一把大刀。听说那时候刀铺的刀都被他们买断货了。

神能附体这回事，我却不敢说是真是假，可是曾亲眼见一义和团在院中弄法，只见他作完揖，口里嘟嚷了几句咒语，举起拳来请神。一会儿神便伏伏的上了体，两只眼睛发直，抡刀乱砍，说也奇怪，照他自己肚上连砍了几刀，只显一道道的白印，一些也不曾破。问他是什么神？他道是孙悟空，随着就打了一趟拳，有懂得的人说，打的倒真是猴拳。

①口袋底，西城一胡同也。附近尚有许多胡同，如月牙胡同、核桃胡同等等。光绪已庚间，这一带成立了一种曲班，里面都是姑娘们唱曲，卖茶，犹如今之落子馆。以后逐渐增多，其中遂有暗操卖淫业者。时端王弟载澜任步军统领，闻而禁之。因最初之一曲班即设于口袋底，故去将曲者，皆曰逛口袋底，及禁止，亦曰禁止口袋底。②义和团，十九世纪末山东、河北一带反对外国侵略的群众组织由义和拳、梅花拳以及大刀会等民间秘密结社互相组合，渗透，在反教会斗争中发展而成。在1800-1990年群众性的反数会斗争中，由地区群众性的斗争组织，逐渐汇成大规模的义和团运动。

后来又有了红灯罩①,都是些年轻小姑娘，身穿红衫红裤，头上挽了髦，手持红帽，夜间提红灯，白天拿着一把红折扇，连扇股子都是红鬃漆，打扮起来也很鲜艳，只是脸上模样不大好看，全带几分凶气。她们修练是找一块洁净地方，几天内便能把法术学成，据说那时候用扇一扇，就能够飞蹑天际。她们对她们的首领称呼“圣母”，后来总督裕禄②也信服了，还用黄轿子接她，其实这圣母，就是运粮船上的一个船婆，我见过她多少次呢！最初，洋人也真有些害怕，有一次在街上，一个洋人刚下车，拉车的向他作了个揖，意思是想多讨几个车钱，洋人以为是义和团请神，吓得头也不回就跑。后来，义和团越闹越厉害，便焚烧起教堂来，说有神相助，不烧自燃，其实是他们早预备下的煤油柴草在里面点的。结果也没有能把洋人烧死多少，人家早已都躲开了。无论什么人，家里都不许有洋物件，什么洋灯、洋伞，有就得赶快毁弃，谁敢不听从？弄得满街上都是些木头块玻璃屑。他们随便就把一个人抓到坛上，大师兄焚三道表，问问你是不是好人，表焚后，如果升起，你就是好人；升不起，你就是“直眼”、“二毛子”（义和团对学科学及学洋文者的称谓）立刻把你剁死在地，当时冤死的人不可数计！过了些天，人们传说义和团要攻租界了，一般住民都惊骇的了不得，街上紊乱极了。我一看不好，我们住的地方离法租界很近，倘若法国人开枪，头一家便是我们，于是赶快叫家里人把能够带的东西收拾收拾，五月二十那天就逃了出来。走到河边要雇船，这时候哪还有船？找了半天，才找到一只破陋不堪，连篷子都没有了的小船，也管不得它破不破了，逃命要紧。怎料一上去发觉船竟是个漏的！正在这着急发愁的当儿，天不绝人，恰巧对面又来了一只船，虽也破败，但是不漏，便忙着招呼过来搬了上去。这时候，洋兵正在一个桥上与义和团对敌；炮火忽断忽起，喊杀连天，我们的船又是必须要从这桥底下穿过的，吓得我浑身只打哆嗦，爬在船里，捂着眼睛，一动也不敢动，船夫紧忙的撑船，冒着险才穿了过去。还算万幸，人都没有受伤。河的沿岸各村镇，差不多全被义和团占据了。他们不许有妇女露面，恐怕冲了他们施展法术。船夫用了一领草席把船盖起，叫我们蹲在底下，这样便不会看见了。一路上检查的也很严，幸亏我身上带着义和团里一个头目邢老师的一张名片，遇着有什么为难或盘问，便拿出来叫他们看看，凭着这个得到了不少的通融，等走到了离天津十几里路的小梢子口，天已昏黑，下了船住在那里。我们的初意是，暂住几天，听听天津的消息，若能安静，还希望回去。哪料风声一天紧似一天，消息一天坏似一天，都说洋兵已占据天津，水师营全被打败了。这时候已见着有成群成伙的败兵逃下来。我一看这情形，心里慌起，有些人就说通州最好，是有名的“太平州”，永不会遭劫的。我听了这话，也没什么旁的主意，只好就逃往通州吧。到通州，住在一家店里，名叫长发栈，包租了一个跨院。我们的人也还不算少呢，连姑娘带男女佣仆总有十好几个。

① 红灯罩，又作“红灯照”，为山东，河北一带与义和拳运动支系相近的秘密组织。参加者多数是青年妇女。京津红灯照着红衣，提红灯，与义和团“相辅而行”，共同作战。在当时反帝爱国的斗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② 满洲正白旗人，号寿泉，时为直隶总督。他先曾镇压义和团，屡遭失败，后又利用义和团、企图达到维持封建统治的目的。

真也是倒霉！我们在天津时，因预备逃难，把银子全换了金子，为是便于携带，换时，金价正涨，受损失很多；等到现在，金价又大大跌落，一两金子才值几十吊制钱。在通州住的进了七月，外面风声越发紧急了，通州城里的有钱人家都纷纷逃难，我一看这个太平州也恐怕要不太平，还是上北京吧，那里总比较要好些。这时，他们都劝我不要走，因路上兵匪过多，任意抢掠，着实危险。只是我的走意坚决，谁说什么也不听。叫他们把东西全捆打好了，我自己把些最值钱的珠翠等物，偷偷的装在一个旧茶叶筒里，带在身上。又用很新的洋纶丝棉被，换了人家两条破旧的布被子，为的铺在车上，遮人眼目。化七十五两银子雇妥了两辆轿车。一清早，把东西都藏在车箱里，盖上那条破被子，就出了通州南门。刚走出不远，见前面有许多官兵检查行人，见哪里是检查，简直是抢东西。其中有两个官长还嚷着“不许你们拿人家的东西呀！”这些兵怎么能听这个，只管胡翻乱搜，东西抛得满地皆是。我们那两个赶车的一见这种情形，无论如何也不肯往前走了，说：“我们还是回去吧！七十五两银子不能不要命。”我听着这话又急又气，对他们讲了许多好话，只是一味不听，我真恨极了！这时候，身上还带着人家送给我的一支手枪，恨不得掏出来，一枪把他们俩打死，但心里虽是这样想，手却是软的，怎么也下不得手。终于又跟着他们往回走。走到城底下，我还是一心想去北京，叫车子载着东西同几个姑娘仆人进城，仍住在长发栈；我同我的母亲孙三爷又步行下来。我心里已拿定主意，就是走也要走到北京。走了几里路，实在觉累，便坐在了道旁歇息。一会儿来了十几个兵，他们说是送裕禄灵柩回来的①,也坐在一块儿同我们攀叙，我看出来他们没怀什么好意，可是又不敢不敷衍。他们总是鬼头鬼脑的端详我，端详了半天，一眼看见我的那只旧茶叶筒，便道：“这个茶叶筒子倒很好看，送给我们吧！”我一听这话就一发怔，怎敢说不给，跺了下脚，把心一横，说：“好，你们拿去吧！”把这些最值钱的东西一失，我心里十分难过，精神怎么也扯打不起了。三爷便挟着我一步一步的慢慢往前挨，路又不平，天上还下着滔漾的细雨，浑身通淋湿了。走到一个地方名叫八里桥，我的鞋底全磨破，实在没有气力再走了，心里想，这还有什么活路，倒不如跳在河里死了痛快，紧走几步，到了河边就要往下跳，孙三爷一把手拉住我，劝道：“这么浅的水，就跳在里面也淹不死呀，还是慢慢的走吧！”我心里一阵难受便大哭起来。正在这时，后边来了一队马队，还带着几辆炮车，看见我这哭哭啼啼狼狈的样儿，为首的那个官长－后来问了问，知道他的称呼是“玉四爷”－便问：“你们是为什么？”三爷就把我实在累得不能够走了的情形告诉了他，他点了点头，又问：“她可会骑马？”我在一旁听得这话，忙着答应了一声：“会骑。”我何尝会骑，只是为能逃出这条性命，盼望着能走就得了。玉四爷拉过来一匹马，又教了教我怎样勒缰，怎样骑坐。可巧这匹马又没马蹬，三爷只好抱起我向马上放，玉四爷一见立刻就照着他的耳朵掴了一下，骂道：“你怎么连伺候人上马也不会？你伏下身子，让她蹬着你，不就上去了吗？”三爷挨着打，一声也不敢作，老老实实的把身子伏在地下叫我蹬。我骑上马，跟在炮车后面，缓缓的走着，唉！哪里骑得了，身子不是歪一下，就是斜一下，我卯足了劲抓住缓绳，一些也不敢手松。这时候，雨还是下，浑身的衣服全被雨淋得湿透了。走了一会，回过头来一看，把我母亲和三爷都丢得很远。我母亲也是缠脚，又上了年纪，怎么能追得上我们？想等等他们吧，又不敢说，这时心里便祷告：“求老天爷让前边的炮车掉在沟里。”祷告才完，只听咕隆一声，果然有一辆炮车掉在沟里了，我不由得念了声：“阿弥陀佛！”等到把炮车抬出，我母亲和三爷也赶到了，于是又向前走。走到一个村子，名叫八里庄。进了村，离开一家的门，出来一位老太太，把我们都让了进去。我们这些人简直是又饿又乏。她给我们煮了一锅小米稀粥，又端来一碟泡萝卜，我吃了一口，咸得不能下咽，我活了这么大，哪儿吃过这些东西？这位老太太对我说：“前天我们这村里被兵抢了，有些年青妇女也都被他们强奸，还逼死了几个！现在妇女们都藏在山里去了，村里只剩下些年老的，我明天一早，也要到山里去。”说话时不住的唉声叹气。玉四爷同他的马队吃完饭，喝了些水，就要动身，当晚还要赶到北京。问我们走不走。我们实在是累得走不动了，只好谢谢他，说了句：“京里再会吧！”他们便去了。这时候，我因歇了一歇，累劲发上来，浑身酸痛，想要睡觉，老太太说：“后面倒有两间空房，只是停着两口棺材，你们怕不？”我哪还顾得那许多？就请她领我们到了后面，刚睡下，只听外面人声马嘶，越来越近，一会儿前边有人敲门要水喝，原来是天津的兵败下来了。我们又都起来帮着老太太，给他们烧了一夜的水。到天亮，那位老太太要到山里去了，也让我们同去，我还是一心要奔北京，向她谢了谢，就又赶奔北京而来。在下午，好容易才走到东便门，来到城下一看，城门已经关闭，叫了半天也没有人理会。待一会，跑来一些马队，城上才答话，说安定门还开着，可以进来。可怜我们一夜没得睡，又从早晨到此刻滴水粒米未进口，还只得忍着饥渴，顺城墙的小路，又赶奔安定门。路上听那很高很深的高梁地里，传出来女人的哭喊声，求救声，吓得我藏藏躲躲。孙三爷便拖着我拼死的向前疾走。到了安定门，天已发黑，我就靠在一家剃头棚的门外，再也动弹不得了。慢慢，有许多人围拢来看我们，问我们沿路的情形，到什么地方去？我们把路上的情形告诉了一遍，并且说，我们是来投许大人的，－即许景澄①,我同他太太是干姊妹，来京原打算先投奔他家。当中一个年轻的人听了，用手指给我们那边的一队人道：“你们看，那些人就是刚斩许大人回来的！”（庚子七月初四日杀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

①次年又兼任比利时公使。一八九0年任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一八九二年被清政府派为谈判代表，据理驳斥沙俄侵略行径。一九九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他力主镇压，同年他与袁貂等人反对围攻使馆和排外宣战，被处死于北京。②袁昶（1846-1900)浙江桐庐人，光绪进士，任户部主事。一八八三年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一八九八年上书清廷，提出练兵、理财、开矿、洋务以及改革官制、学校等建议，引起光绪注意。一九00年义和团运动起，主张镇压。联军攻陷大沽，朝议战和，他和许景澄等反对围攻使馆和许景澄（1845-1900)浙江嘉兴人，同治进士。一八八四年任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

我听了这话，如同冷水浇头，转首晕厥过去。只好央告这些人，救救我们先要度过这一夜。还算好，其中有一位老者，很慷慨的说：“到我家去吧！”他说着就找来一辆小车子，把我们推着到了他家，他家在后门方砖厂，一个很大的院落，当中摆放着许多鱼挑子。原来是个作鱼行生意的。进了屋子：我们喝了一点水，我母亲已经有两天没有吸烟了，这时很想吸，这位老者不知从什地方替她找来一支破水烟袋，又找了些火纸。我想，我们今晚总算有住所了。哪想到，一会儿对面屋里一女人忽然骂了起来，嚷着说：“你这个老东西，不要命了吧！从什么地方推来的二毛子，你还想活不？”一声一声骂个不休。我们在屋里听着她骂，心里实在有些听不过去，都低下头想法子，忽然想起从前有一个仆人叫杜升，人很忠实，住家在定王府对面，我们就打算投他去。老者说：“我既然要救你们，就救到底，还是我用车推你们去吧！”这时候，天空中的枪弹刷刷的乱飞，炮声隆隆的直响，我缩在了车上一动也不敢动。到了那里，找着杜升，老者就告辞要回去，我们着实感激他的这番好心，我把我身上还剩下的几串钱取出送给他，他无论如何也不肯收，说：“我救人救到了底，心里最痛快了！钱是不要的。”说着推起车子，道了一声：“再见吧！”便走去，像这样的好人真是难得呀！这时杜升家里也一点吃的都没有了。隔壁一家有棵大枣树，我们有时就打下些枣来煮煮充饥。过了两天，街道上抢起粮食店来，杜升也跑出去抢来些米面，这才有了些吃的。

我在杜升家里，有一天晚上，对门一家忽然着起火来，四邻都跑去救火，只见那家的老爷，穿的整整齐齐的朝服，挂着朝珠，眼巴巴的望着火，见人们来救，便嚷道：“好邻家呀！你们千万不要救，你们要救，就是害我！”这时，从火窟中跑山来两个光头小孩，那位老爷一见，直叫：“孽畜！孽畜！”自己奋身就要往火里跳，众人赶着上前拉住。过几天听那家下人说，他们老爷在内务府当差，看见洋兵已经进城，就打下殉难的念头。前一天把佣仆们都打发走了，到这晚，叫他的太太、少爷、少奶奶等，每人抱一束干草在屋里燃起，自己等着火着起来，再往里跳。跳出来的那两个小孩，就是他们的小少爷，太太同大少爷、少奶奶等都烧死在火里了。第二天，我们还看见那位老爷带着两个小孩来烧过一回纸。（据《庚子京师褒恤录》所载，殉节被难者，有两千人之多。此举固无补于国家，但这种“舍生取义”的精神，确叫我们钦仰不已！）

千秋功过纪实

十

在杜升家住着，天天总是担惊害怕。这时街上紊乱极了，枪声炮声不断的响，站在院里看见那四处被烧房屋所升起的烟火，浓烟如云，火光满天，令人不忍卒视。我们用木杠撑住了大门。天刚亮，便爬上房藏在垄沟里，傍晚才下来，在屋内地下铺一领席，夜间就倒在上面睡。后来洋兵进城了，西太后同皇上都逃出京去，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的说：“洋人要坐皇上啊！”有的说：“洋人要重新再扶保一位有福的出来坐皇上啊！”过了些天，稍见平静。我在那里因生活没有办法，就想着往南城搬，这时街上全是洋兵布岗，盘查行人严极了。我挺着胆子带了我母亲，还有孙三爷向前疾走，一路上遇到几次拦问，幸亏全是德国兵，我会说他们的话，占了许多便宜，不然，便要吃苦了。到南城，房子很不容易找，就暂住在李铁拐斜街一家熟识下处的门房里。这时南城的洋兵很多，最无纪律，整日价在外边吃酒寻乐，胡作非为。有一天晚上，听见外面一阵格登登的皮鞋响声，一直往里院去了，工夫不大，又走出来，站在我们房前敲门，我怎敢给开呀？他们见不开门，就用脚猛端，我看这情形不好，不开门是不行，便忙着答了声，把洋蜡点着，开开门让他们进来，原来是几个德国的小军官，他们的举动先是很不礼貌，后来见我能说德国话，又向他们问德国的某官某先生，他们不知我有多大来历，便对我显出了很恭敬的样子。坐了一会儿，他们要走，对我说：“回去一定转告元帅，明天派人来接，请在家等候，千万不要躲开。”翌晨，果然派了两个护兵，开着一辆轿车来接我。到了他们兵营里，见着他们元帅瓦德西①-我同瓦以前可并不认识－他问我：“到过德国吗？”我说：“小时同洪钦差去过。”又问：“洪钦差是你什么人？”这时候我却撒了一句谎，说：“是我的姊丈。”他一听，喜欢极了。我们越谈越高兴，很觉投缘，当下就留我一同吃饭。吃饭时，我乘便就把我怎样从上海到的天津，因闹义和团又逃来北京，途中狼狈情形及到京后生活的困难，对他诉说了一遍。他听了很表同情，只见他同旁的军官低声叽哩咕噜的不知说了些什么，随着便拿出来两套夹衣服，都是青缎绣花的；又取出一个小箱子，里面装着一千块钱，都是现洋，对我说：“东西很少，请先拿去用吧。”我正在这穷愁交错的时候，遇到这样优待，心里实感激，忙着谢了谢，便收下。一直待天黑，我要回家了，瓦德西很舍不得叫我走，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能常常来他营里，又亲自把我送出来多远，我俩才握手而别。从此以后，差不多每天都派人来接我，到他营里一呆就是多半天，很少有间断的日子。

十－

我初次见瓦德西时，他对我说，他们乍到北京，人地生疏，种种军需，都还没有办法，请我帮助办一办。我听了这话，很觉为难，无论如何我总是女子，粮台大事，哪有经验？便竭力的推辞。怎奈他一味的不允。过几天，我到他营里，他又对我说，请帮助办

① 瓦德西（1832-1904德国陆军元帅，生于普鲁士的波茨坦。一八七0年普法战争时任上校、参谋长。一八八0年升为总参谋长。一九00年晋升为陆军元帅，同年八月启程来华，次月正式就任八国联军统帅。

叫我实在不好意思再推辞了，才骑着马有几个小军官陪着，到街上去找各商户。这时候，谁还敢出来？只见两旁的铺户住家都紧闭着门，路静人稀，荒堆破壁，呈出来一种凄惨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叫我怎么着去找呢？想了半天，只好挨着户去敲门吧。结果有几家出来，我就对他们说：“你们不必害怕，洋人是最讲道理不过，公买公卖，不欺不瞒，现在要办粮台，由我主持。你们谁愿意承办，就请到玻璃厂罗家大门去找，我已搬到此处－有赛二爷给你们作担保。”经我这样一说，第二天果然有些胆大的就来找到我，表示愿意承办。我一见有人敢承办，心里很是欢喜，立刻就带着他们到了德国兵营，把一切承办的手续全商议好，又给了每家一面德国旗子，叫插在门首，为的来回搬运，不受人欺扰。这些承办人后来差不多都发了财！至少的也赚得几万。他们的货物定价太贵了，一个鸡蛋卖五分银洋，比较平日涨高了好几十倍。洋兵才进城时，一点纪律也没有，任着意儿奸淫抢掠，京城妇女因之而死者，不知道有多少！他们最大的仇敌就是义和团了，只要见着一个情形稍有些可疑的，便指是义和团，也不问究竟是真是假，立刻按倒就杀，就也算是一种因果报应吧，在一个月以前义和团也正在这样的杀他们呢！我每次出去，只要碰着了这样事，就急忙跑过去，说：“他不是义和团，我敢担保，我敢担保。”这时候洋兵差不多也都认得我，见我一担保，他们就放开了。就这么着，救下了不少人的活命。待后，我乘机向瓦德西说：“义和团一听你们要来，早逃窜得远远的了；现在京城里剩下的都是些很安分守己的老百姓，我们已经受了不少义和团的害了，现在又被误指是义和团，岂不太冤枉？”瓦听了我这话，便信以为实，随着就下了一道命令，不准兵士们再在外边随便杀人，洋兵见到这道命令，行动才稍稍收敛。其实，那时北京城里当过义和团的人还多着哩！这时候，洋兵对待中国人不论你是官是民，是年迈，是幼小，只要用着了，就随便拉去充苦力。你的力量若薄弱不能胜任时，就用皮鞭子抽打一顿。在街上，常常看见一个弱不胜衣的白面书生，或皓首龙钟的老头儿，拚着死替他们扛东西，叫人看着心里实在难过！有一天，作过都御史的陈壁也被洋兵抓了苦力，我一见真急了，陈壁是我很要好的朋友啊，赶紧着跑了过去，对他们说了说，才解脱下来，咳！这时候简直成了亡国的状态了。因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遇了害②,德国兵也就最恨中国，尤其恨慈禧太后。他们一到北京，就在各处里找她，打听她的踪迹。他们常气愤愤的对我说：“中德两国的邦交，素来很和睦，为什么无缘无故的把我们公使给害了？那都是这个老女人的意思，非得把她的肉剁成一块一块，晒成了干子带回国去，方能消恨！”我总是劝解他们说：“害死你们公使的，不是太后，是义和团。她整天价住在宫里，又不常出来，怎么能晓得外边的事？”他们又问：“她到底躲在什么地方去了？”我说：“谁也不知道她躲在什么地方。”“赛二爷”这个名号，在那时，也弄得传遍四九城，家喻户晓了。每天拿名片来谒见我的人，一个挨一个，有为联络情谊的，有恳求代为说事的。我这个人又是“有求必应”，生就来的一种好揽闲事的脾气。有些王公子弟便拜我作干娘，为的当成了亲戚走动，好借此庇护。这时候，我练得很会骑马，人家见我喜欢这个，也就买马送给我，我自己遇着好马也买，我有四匹最好的马：一叫铁皮青滚地雷，一叫烟熏骅骝，都是一色纯青，好膘头，称得起上驷之选的；一匹小高丽马，是内务府宗二爷送给我的，个子虽小，却极健干，又好胜，同大马在一齐走时，它不许大马走在它前头；一匹“墨里藏针”的骡子。我出门的时候，常是骑马，也不走很快，后边跟着几个仆人和马夫，大家一望便知是赛二爷过来了。京里人同我感情都算很好，有一次，我正骑着马在街上走，看见一个十几岁的小孩，手里拎着个瓶子，里面打的醋。我问他：“小子，买醋作什么？”他答：“吃饺子。”我说：“回家告诉你妈妈，多包点儿，赛二爷一会儿到你家去吃饺子。”这家人果然就包下许多饺子等着我，我不过是闲磕牙罢了，哪里好意思的真扰人！北京的街道，那时太脓脏了，满街屎尿无人管。洋人最是嫌腻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他们这种办法，固然太厉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却赖以洁净了许多。后来西太后回銮抵京，看见街上比从前又整齐，又干净，很是喜欢，很夸赞洋人们能干。

十二

说起宫里失火的那回事，便想起一般无聊的人，捏造蜚语，作践我的可恨了！他们说我天天夜里和瓦德西一同睡在西太后的龙床上，有一天，睡到半夜，着起火来，我俩都赤裸着身子，由殿里跑出，这简直是污辱我，骂我，我同瓦的交情固然很好，但彼此间的关系，却是清清白白，就是平时在一起谈话，也非常的守规矩，从无一语涉及过邪淫。这都是有人见我常常同瓦骑着马并辔在街上走，又常常宿在他的营里，因此便推想出我们有种种不好的勾当来。瓦德西虽住在宫里，可并不在殿里睡，他是在仪驾殿（在西苑）的旁边，觅了一块静洁而又风景幽丽的地方，搭起一个帐篷，办公睡觉差不多全在里面。那次失火是因为几个兵士的不加小心，损失还很不小，把一个参谋长烧死在里头。他们的那些军官感觉到寂寞的时候，倒也想找个姑娘来陪着喝喝酒，常是恳求我给他们作介绍。我推辞不过，便派人到外边去叫，叫来的都是些班子里的姑娘，她们因贪图挣钱，也都很愿意来。来一趟是给一百块钱。她们在里面去陪酒时，我独自一人便在傍屋内闭坐，闷了就烧口鸦片烟抽，我的烟瘾就是在这时习染上的。瓦常常对我说：“宫里的东西，你喜爱哪件，尽管拿走，没有什么关系。”我总是想：皇家的东西，老百姓怎么应该随便拿着走？口里只好说“谢谢”便算了。有一个“五福捧寿”的瓷盘，釉质彩绘都很精细，款式也好，瓦用它盛水果，我一见很喜爱，他就说：“送给你吧。”立刻就要派人给我送到家去，我忙着说：“等一等，我自己带着走。”这样才敷衍过去。我怎么能随便拿宫里的东西呢？瓦回了德国，还连着给过我几封信，我都是托一个留德的学生替答复，因我只能说德国话，不能执笔写文。后来那个学生离开了北京，无人代我写信了，渐渐的音问遂疏。

十三

开始和议时，态度最蛮横、从中最作梗的要算德国了。他们总觉着死了一个公使，理直气壮，无论什么都不答应，尤其是那位克林德夫人，她一心想替她丈夫报仇，说出来许多的苛刻条件，什么要西太后抵偿啦，要皇上赔罪啦，一味的不饶，把个全权和议大臣李鸿章弄得简直没有办法了，我看着这种情形心里实在着急，又难过，私下里便向瓦德西苦苦的劝说了有多少次，请他不必过于执拗，给中国留些余地，免得两国的嫌恨将来越结越深。瓦说，他倒没有什么不乐意，只是克林德夫人有些不好办。于是我便自告了奋勇，作了个说客去见她，我见着了她，她对我的态度还很和蔼，让我坐下，先讲了些旁的闲话，然后我便缓缓的向她解释说：“杀贵公使的，并不是太后，也不是皇上，是那些无知无识的土匪－义和团，他们闯下祸早跑得远远的了。咱们两国的邦交素来和睦，以后还要恢复；往后日子着好呢，请您想开些，让让步吧！只要您答应，旁人便都答应了”。她道：“我的丈夫与中国平日无仇无怨，为什么把他杀害？我总要替他报仇，不能就这么白白的死！”我说：“仇，已算是报了。我国的王爷大臣，赐死的也有，开斩的也有，仇还不算报了么？”她又道：“那不行，就是不要太后抵偿，也要皇上给赔罪。”说这话时，她的态度表示很坚决。我想了想，遂说：“好吧！你们外国替一个为国牺牲的人作纪念，都是造一个石碑，或铸一个铜像；我们中国最光荣的办法，都是竖立一个牌坊。您在中国许多年，没有看见过那些为忠孝节义的人立的牌坊么？那都能够万古流芳千载不朽的！我们给贵使立一个更大的，把他一生的事迹和这次遇难的情形，用皇上的名义，全刻在上面，这就算是皇上给他赔了罪了。”经我这七说八说，她才点头答应了。这时我心里欢喜极了，这也算我替国家办了一件小事。听说条约里头一项就是这事哩!这个牌坊就竖立在东单牌楼北边，克林德遇害的那个地方。等到民国六年欧战告终，德国战败了，中国政府把牌坊拆除，挪到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改称公理战胜牌坊。当时曾举行过一个盛大的纪念会，他们国我和这个牌坊有些关系，也邀请我去参加，那天莅会的人很多，钱能训、段祺瑞诸先生都有演说，会后还合摄一影，里面有个女子，站立在前排，那便是我。

十 四：

这是我一生最危险的一桩事，现在想来还为之战栗不已！有一天下午，我骑着那匹名叫铁皮青的马，到王长林家去闲玩，－长林同我们孙三爷是拜盟兄弟，这时他虽已搭班演戏，但还不甚红。－玩了多半天，天已深黑，我就派仆人回家去拿灯笼，因出来的时候，原想早些回去，没有等着。仆人去了很大工夫，也不见回来，我等得着了急，不耐烦再等，就要独自骑马回去。长林竭力拦挡着不叫走，说：“再等一会吧！若还不来，我送您回去。”我觉着没有什么要紧，全是熟路，一个人怎不能够回去？便道：“我自己能够回去，你们给我一个灯笼好了。”长林的儿媳就忙着给我点了一个灯笼，我上了马，把灯笼挂在马鞭上，便缓缓的走下来。走到了陕西巷口，快要抵家了，忽听得那边一阵辘辘的车声，吓得我一发怔，定睛看时，原来是跑下来一辆骡车，我的马一见，蓦的吼了一声也狂奔起来，它往前跑，那辆骡车就在后面追，把我吓得乱嚷大叫，这时候差不多已在半夜里。铺户住家都关门睡了觉，街上很是冷静，所以那么嚷叫，也不见有个人出来。我的马是飞也似的跑，我怎么勒也勒不住它，只好就伏下身子紧紧的抓住马鬃，随它去跑。等跑到了韩家潭，路很狭窄了，我怕把我的脚撞在旁边墙上，就赶忙丢开蹬，这时马往上一窜，一下就把我扔下来，跌在一家门首的石阶上，立刻便晕过去。后来听他们说，那辆骡车紧跟着就要到了，幸而被人截住，不然就把我轧了！乱了这么半天，人们才听见，跑出来近前一看，说：“呀！了不得，这不是赛二爷么，快快扶起来！”那时血已从伤处淌下，染了一身。我还记得，那天穿的一身很漂亮的衣服：雪青洋绉里的库缎大祆，外面套四镶的巴图鲁坎肩，腰间束一条银白色绣花巾子，一双新快靴。待一会儿，我家里得了讯，都忙着跑来，用布把我的伤口裹好，抬回家去。

京里的一班至交们，得着讯都来看视，有的便荐大夫，瓦德西也派来了一个军医。这时候我头上还梳着大辫子。大夫把我的头发分开，剪下一束，用药水洗了洗伤口，敷上些白药粉，外面用药布裹住，据他说：“离后脑仅还隔着一层薄膜，若要再破了，脑浆便流出。”这是多么危险哪！过了几天，知道的人更多了。各方送来很多的滋养药品，什么人参、鹿茸等等。我这一摔，倒惹得人家花了不少钱。

瓦德西隔几天就过来看看我。这时，再有两月他就要回国了。临走以前，还来亲自给我拿来药，对我说了许多安慰话，相对叙话良久，才倡慢的各道珍重而别！我的伤一直转过年开春，才完全长好。

十五

自从庚子年由天津逃难到北京，就常住下来，这时候，虽然家里也有几个姑娘，总算是“住家”的派头，也不随便接见客，来的人都是些熟朋友，或是经人介绍过的。这样过了有三四年吧，有一位金四爷，著名的堪舆家，专给宫里看风水，和我最要好，我也最信服他。一天，他见着我，说：“二爷，我看着了一所房，太好了，若要开班子，一准发财，作旁的生意可不行，因它的形势像个龟。你有意思租没有？”我听了他这话，心里有些活动，就托他替我把房子租下来，这房就在陕西巷。人民国曾开过赛琼林大菜馆。报捐挂牌以后，事由儿果然很好，每天除去开销能净剩一个大元宝。不幸，这年秋天，我弟弟病死在苏州，我回家办理丧事。第二年四月里才返回。五月就发生了这件倒霉的事，我的一个姑娘服毒。有人说，这是有仇人乘我回家时候，背地里设术破了我那房的风水所致哩！这件事的经过是：我把我弟弟埋葬完毕，又办些杂事，住的过了年，就由苏州到上海。在那里挑选了几个姑娘。一个叫卖凤云，使了我两千五百元钱；又买了一个，名字叫秀玲，是苏州人，身价三千元，连上其他花销，总够四千；又接林香君姊妹两个；还有两个年岁大些的，一共是六个姑娘。我把她们带到了北京，见班子里还有几个空房头，就打算遇机会再买一个，哪想到买了这个冤家！买的时候，已算是受了骗。凭中人说，是个良家的姑娘，武清县人，长得很美，要卖在茶室里，问我要不要。我让他领来先看看。她来时，穿的一件蓝布衣裳，扎红腿带，还梳着抓髦，像个刚从乡下来的样子，可是模样儿长得还不错，瓜子脸，双眼皮，水灵灵一对俊眼，皮肤很白嫩。讲了讲价，作妥一千二百两银子，一千归她家里，二百算是中人的佣钱。给她取了个名“风铃。”我自己买的姑娘都带铃字。过了几天，我打听出，她原来已经在小李纱帽胡同茶室里混过，名叫小五子，因有个熟客，想八百银子为她脱籍，没有办法，领家怕他们携手潜逃了，又急着卖她，后来渐渐才发觉她还有鸦片烟瘾。这怎么会是良家的姑娘呢？我心里虽知道上了当，可是看她的样子还老实，也就装个“哑子吃黄连”未曾发作。这时候，我忙极了，整天的要到各处去应酬，在班子里的工夫很短，班里一切事务都交给了孙三爷照管。有一天半夜里，我们都睡了，有位潘二爷，也是熟客，同着几个朋友来敲门，他们是因在隔壁一家班子里，不知为什么吃了醋，转到这边来。看门的给他们开开门，请进来，又把自己的姑娘唤醒，拉开桌子就打牌，又说又唱，一直玩到大天亮他们才走。我因白天去陶然亭，骑马回来，路上受了凉，身上觉有些发烧，早早便歇息，也没起来打招呼。第二天，是鹿中堂的少爷约定在班里请客吃午饭。八九点钟，姑娘们就忙着起来装扮，那时时兴梳辫子，专雇了一个剃头的给她们打扮，别人的全打好了，只剩下风铃，她伏在桌上，低着头，也不动也不说话，秀铃在旁边就问：“你是怎么啦？”她也不理。她们就跑来告诉我，我过来一看，她仍然伏着桌子，就问她：“凤铃，你怎么啦？身上不舒服吗？还是同哪个呕了气？”她是一声也不哼，我扶起她的头来一看，眼睛通红，两只手只挠胸口，我看样子不好，像是吞了鸦片烟，就握着她的手急问：“凤铃，风铃，你吃了什么东西吧！是鸦片吗？你不要想不开，有什么心事，尽管对我讲，有中意的人，可以随便走，没有不好办的，平日我也没有把你待错呀！何必竟寻此短见？快快告诉我！”她听了我这话，才说是吃了鸦片，说着也掉下眼泪。原来是前几天，管崇文门的崔老爷的小少爷给我送来一盒烟膏，我只烧了儿口，剩下的就放在小柜橱内，不晓得什么时候被她拿去了，还吃了很不少。我赶紧着派伙计到街上买药，撑开她的嘴，灌了下去，见她还是不吐。这时候已快十一点钟了还要伺候鹿少爷请客呢，我就叫他们把她先抬到后边，继续灌救，恐怕鹿少爷来到，这成什么样子？一会儿，客人都来齐。我只顾陪他们吃酒也没有到后边去看。等席散以后，他们才告诉我：凤铃已经死了！这孩子也算伶俐，落得这样死，真是可怜！这时我急得什么似的！先打发三爷用二百五十两银子买来一口棺材，不敢就这么装殓哪，还要报五城来验尸，正在这当儿，有个蒲二奶奶，是开裁缝铺的，来给我送衣服，一见这种情形，就说：“这样去报，恐怕不妥当，不如我冒出个名，作为凤铃的生母去报，担起这个错儿，你们可就轻省多了。”伙计们听了她这话，都觉得很有理，我心里是又烦又慌，随口说了句：“好，就凭你去报吧！”等一会，城上派人来验了一验，也没说什么就去了，我想，这就算完了，净等着领抬埋执照了。不料，生出枝节，也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尸亲，也露头不依不饶了，我班子里的几个伙计，还里勾外串的从中传消息，说坏话，说什么凤铃是因受我虐待，被逼服毒的，在城上这么一告，城上只得派人来传我，我一听真要气昏，忙着披上一件褂子，就跟他们到了城上，我觉得我没有作亏心事，害怕什么。唉！哪里晓得，这里面有洪先生的几位老亲友如陆润库孙家鼐等

十六

到官府里，一句话也没有问，就把我送了刑部。幸亏刑部里的一班人差不多我都识得，便得了些关照。进门时也没有过铁链子，这时候刑部正堂是孙家鼐①，他随驾住颐和园去了，故此没有叫我过堂就押起来。在监里，一点罪倒也未曾受，部里的诸相好给我预备的太周到了，连澡盆全有，还许抽鸦片烟。闷了时就同旁的罪犯谈谈天，故不甚感觉寂寞，只是心里总挂念着家中的事。他们是不许人来看我的。后来只有德国使馆派的四个武官来看了一次。他们先听我遭了官司，就派四个武官到我家里探询，家里有一个小听差，名叫小七，他跟我学会说几句德国话。对他们说：“赛太太在城上呢。”他们到了城上，城上推说不知，后来他们打听出我在刑部，又到刑部，刑部的人一见都惊惶的了不得，又不敢不放他们进来。我见了他们谢了谢，说：“不为什么要紧的事，因我有个姑娘死了。几天便可完结出狱，请回去告知贵公使放心吧！”他们又坐了一会，看我没有受什么罪，才告辞去了。我入刑部，说起来也有些因果关系，庚子前一年我住在高碑胡同，离刑部很近，总想进去看看，没有去成，这回没成想可算进来看了！我在监里很遇到几个案子：我进刑部那天，就有个名叫沈进②的，是革命党被捕，因不招口供，被打死在堂上。又有一位中堂大人③,不知犯的什么罪，与我同日进来，还叫他过铁链子。北京城著名的女光棍小扑户全堂大哗，尽散去，澡堂因之大受损失。又内城东南隅有泡子河，入夏常蓄雨水，一般细民多往洗澡，小扑户也去，卸衣下河，毫无

①此处误。当时的刑部尚书是葛宝华，而不是孙家鼐。②沈进，应为沈等。沈等（1872-1903)字愚溪，原名克诚。戊戌变法时，与谭嗣同、唐才常等交往。变法失败，留学日本。一九00年春返上海，与唐才常共组正气会。后致力自立军运动，活动于湖北，事败，潜往北京，进而从事反清活动，这一年因揭露《中俄密约》被逮入狱，和赛金花、苏元春关在一起，因有“三名狱”之说。③这里的中堂大人指广西提督苏元春，时因纵兵殃民，缺额扣饷被述入狱。

避忌，时裸身登岸，唤买食物。也在监里押着，她会摔跤，到处敲诈不讲道理，人人都怕她，因为惹恼了桂八爷，被捕入狱。在堂上很受了不少重刑，她真有骨气和狠劲，都熬过去，一哼也不哼。我原来不认识她，她见了我先打招呼，说话声音洪亮，高高的身材，紫红脸膛，很是威武。我俩一谈还很投契，想不到在狱里交了这么一个朋友。还有一案。是母女二人，犯罪的是姑娘。案情是：姑娘的父亲是个厨子，品行污浊，她们姊妹三人，她两个姐姐全被她父亲奸污了，她出嫁后，永不敢归家。一天，因事到娘家，被雨留住，就宿在厨房里，夜间她父亲来拨门，她急了，蓄足力气开开门，照她父亲下身猛的一拳，便把他打晕栽倒，撞在石上就死了。她觉着这种丑事，怎么向外说。只好就认是自己故意打死的，她母亲知道此事，不肯叫女儿抵偿，就说是自己打死的。审判官也知她们很是冤枉，可是她死不说实话，没有办法。我同小扑户很怜恤这个姑娘，就劝他说：“你若再不翻供，可就要定罪了，杀死父亲是罪该凌迟的。他这禽兽既不把你当女儿，你还给他留的什么体面？”在最后的一堂，她听了我们的话，才把实情诉出，总算减轻她的罪，没有死。等孙家鼐回来，把我提出，略问了问，就叫带下，判的是罚我“三钱七分二厘”银子，说就放我出去①.待了几天，又说要解我回籍，不准再住北京。我知道这都是陆润库同孙家鼐商量好了的要撵我走。这时候，我的班子里已糟踏得不堪了。我母亲同三爷都吓成呆傻，总以为我在刑部不定受多少罪，只管花钱打点，一千两千的胡扔，都被人家骗哄了去。也有趁机来敲诈的。等我出来时，贵重一点的东西，只剩一支珠花。我房里的几只箱子，也被伙计、跟妈等趁火打劫的搬走了。马厩中三十多匹马没剩下一匹，底下人是走得精光。发解回籍，就是那么一说罢了，我并没有同解差一齐动身，他们先行，我又住了几天，摒挡些杂事，才赶天津，由那里乘火轮到上海，再返苏州原籍到案。这时候我的寡弟妇还在苏州。在家里住的工夫不久，就又到了上海，这时候已是光绪末年了。

十七

我二次又到上海当妓女，却是为了生活驱使，不得不然哪！租赁了一所两楼两底的房子，月租是一百二十元。门上写“京都赛寓”，旁边附注洋文，还是像住家的样，也不报捐，也不挂牌。一班旧交们知道以后，倒都无捧场，事情很是不错。只是因我受在北京所遭那件倒霉事的打击，对“妓女生活”起了一种厌恶的心思，不似从前那样有兴致了，总想遇机会觅求一个合适的人，能匹配终身，就不再作这勾当了。在民国二年，便认识了魏先生（名斯灵，字阜眼，江西金溪人，做过江西民政厅长，参议院议员）他因从事革命，逃难到上海。我们认识以后，很觉投缘，感情日益浓厚，他是个性子爽直的人，又有侠气，故我对他很敬佩。这时候他正在作革命活动，常来常走，行踪不定，但每次到上海，总要来我家看看我。慢慢，在言语间，他就露出向我求婚的意思，我是早有了意思，只须要作多方的考虑，还踌躇着没有决定。直到六年，我跟魏先生一同到北京，住在前门外樱桃斜街，住了有几个月，才完全决定了我俩的婚事。七年又回到上海，把些杂事都结束了一下，六月二十日便在上海新旅社举行婚礼，那天贺宾来的还很不少，有沪上名人倪鸿楼，证婚人是信昌隆报关行的经理朱先生。婚礼纯是新式，用的花马车，军乐队，这年是我四十五岁，想起我十四岁时嫁洪先生，坐绿呢①这里说她“罚了三钱七分二厘银子”了事的说法，情理上难以成立的。又说，孙家鼐当时根本不在刑部任职，因而提审赛金花之事就无从说起

轿，打红纱灯，前后相隔已三十几年了！魏先生同我虽然可以算正式结婚，但他家里还有一个太太，和一个因从事革命逃难到南洋时娶的姨太太。我们结婚后不久，便来北京，这时魏先生做参议院议员。魏先生待我好极了，可谓“体贴人微”，对待我母亲也颇尽孝心。十一年春天，我母亲因病死在京里，他很哀痛，装殓发葬都很厚，出了一个大殡。我着实感激他。哪想到，同年间五月，魏先生忽也死去，他身体素来很强健，一点病也没有，就因洗澡用冷水浇了一下，激着了，得病不几天便死去！魏先生一死，他家里人平日就和我有些嫌怨，常常是起胡龋的。这时他们更要给我造谣言，放冷语了，甚至说，魏先生的死都是我害的，在江西会馆开吊时，挽联上的话，有好些都是骂我，他们这样的欺侮我，我还怎么能同他们同居下去呢？实在不得已，才带了自己的东西，同顾妈（原注，伊一女仆，自民初相随至今，主人虽贫困已极，尚恋依不忍去，忠实可风）搬去居仁里的这个房子里。我们一主一仆，浙居迄今，十年来因素鲜与外面通款曲，几无人知余尚在人间矣！

由赛金花口述，刘复商鸿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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