嗜辣的你，知道自己吃的干辣椒很可能不是来自坦桑尼亚，就是来自越南或印度不？
没几个人知道。
你或许感觉到了近几年吃到的干辣椒比你小时候吃到的要辣一些，你会怀疑自己的味蕾变娇嫩或变矫情了，但你不会对漂洋过海来的这只干辣椒追根溯源。
因为新冠疫情，你有两三年没出过国了，你以为世界只在新闻和影视里，其实，世界早已通过高桥，和你完成了无缝连接。
对很多长沙市民而言，高桥就是一个可以买到很多便宜东西的地方，还有市民因为曾经在高桥买过假货、上过当，而从此远离高桥。
可是，高桥真的是你离得开的吗？不管你距离高桥多远，从吃的到用的，来自高桥的物品早已渗透进你的生活。2021年交易额1620亿元，仅次于义乌大市场，综合类市场全国排第二的数据不是盖的。
高桥大市场，与其说是其开发者和经营者的，不如说其实也是你的、我的、大家的。
高桥真的有座桥，但不高
跟高桥大市场的经营户提到罗胖子，他们第一想到的，既不是罗永浩，也不是罗振宇，而是罗映红。
1952年出生的罗映红，是土生土长的长沙人。1974年，22岁的罗映红和一帮年轻农民成立了长沙市郊机械化施工站。这个施工站，后来改叫长沙市雨花区机械化施工公司，先只是建筑施工，再涉足房地产开发。到1996年，这个主要发起人来自于乡里的公司盯上了他们进城经常经过的马王堆乡友谊、高桥、火焰这三个村的一片土地。因为曾较长时间做建筑施工，这个公司的经营业务虽然此后多有扩展，但，熟悉罗映红的人，在讲起他的发家史时，还会津津乐道他的“包工头”的经历。
罗映红还只是一个“包工头”的时候，马王堆乡的友谊、高桥、火焰这三个村所在的区域，有阡陌随荒山野岭流转蔓延，圭塘河自南向北穿村而过。高桥村还真有座桥，只不过，那桥其实并不高，它只是圭塘河上方便两边村民交通的一座小桥，但因为架桥处邻近一道水坝，水坝上下游有较高的落差，这座小桥在下游看来，就显得有些高，就有了高桥这个地名。
长沙东南的这块区域，虽然邻近长沙火车站、离当时穿城而过的319国道和107国道都不算远，但因为有田地村庄，有矮小的丘陵，还有一条基本没架几座桥的圭塘河，交通并不发达，道路破烂不堪。它的发展前途，并不让人看好。
上个世纪80年代初，马王堆乡还到处鸡犬相闻时，长沙城里的下河街在改革开放的春潮下，率先复苏了市场。因为邻近大西门码头，下河街早在水运时代就牙行云集，土特产、南北杂货应有尽有。上个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狭小的下河街达到鼎盛，重重叠叠、犬牙交错的摊点和门店竟然有600多家，所售商品来自全国28个省220个县市，全国有百多个厂家直接在下河街设有直营门店，百事可乐、可口可乐这些新鲜的洋玩意，几乎同时在广州和下河街上市，其他日用百货也是第一时间经由下河街走进长沙千家万户。
很难想象，空间压抑昏暗，摊铺狭窄凌乱，空气潮湿浑浊的下河街市场竟然能蜚声中南诸省，长沙人一边嫌弃着下河街的混乱不堪，一边又为了能够省个几块、几毛乃至几分钱而扎进去流连忘返。
1990年代中期，下河街达到鼎盛的同时，也成了长沙城的一块鸡肋，它确实方便了市民，但它也确实影响了整个长沙的形象。为了让“湘江风光带风光起来”，长沙政府方面有了让下河街市场挪地方的想法。往哪里挪、什么时候挪，却还没定。
1995年，长沙市委、市政府适时调整了长沙市的整体规划，确定了市区六桥三环、河东六纵十横、河西四纵六横的道路网络规划，同时确定了西文东市的发展格局。
这个时候，探得春江水暖的罗映红有了承建市场的想法，并把目光投向了他早就盯上了的高桥一带。原先的矮小丘陵被推平，水塘填起，农户搬走，一座和下河街完全不同的市场建了起来。
长沙市雨花区机械化施工公司是民营企业，罗映红是民营企业家，虽然政府支持他和他的公司在高桥建市场，虽然政府有意下河街市场搬迁，但政府无法强令下河街的商户入驻高桥。
“人往高处走，财往高桥流”，罗映红推出了这个广告口号，还真有不少人看到广告后去了实地考察，看到了周边还是稻田和鱼塘的高桥大市场，但他们并不相信这个地方真能把市场做起来。
可能是长沙千万元户密度最高的区域
1981年，15岁的陈建林从老家湘乡月山到长沙谋生。初到长沙，正逢岳麓山上的楠橘红了。他的第一个生意便是从岳麓山的后山挑了楠橘下山卖。有时，在溁湾镇就把他的楠橘卖完了，有时要过到河东，在下河街或是五一广场，把橘子卖完。这是他到长沙的第一个月，这个月，他赚了28块钱。这个钱，非常接近当时长沙才上班的长沙市民月工资。
楠橘卖完，就到了要备年货的时候，他在下河街和与他同来长沙的老乡卖他们自己炒的葵花籽和花生。春节过完，再回到长沙，他开始卖菜，卖菜卖到秋天，再卖楠橘，楠橘卖完，再卖炒货。这样反复了几年，此前挑担贩卖的他和老乡在下河街租了门面，专卖炒货。
1996年，陈建林成为入驻高桥大市场的第一批商户之前，一天能在下河街赚两三百，这个收入和当时长沙大多数市民的月工资相当。即便这样，他对下河街市场的不满也达到了忍耐的底线，脏乱且不说，从摊贩变成批发商的他已经具有现代的市场营销意识，他最不能接受的，是下河街的很多商铺连个门牌号码、营业执照都没有。所以，当他看到高桥大市场的门面都有门牌号码、都装有电话，他坚定地搬了过去，入驻高桥大市场西大门进门右侧的第二个门面，这是当时高桥大市场非常好的门面。
入驻后，陈建林的炒货店门可罗雀，但他相信那个叫罗胖子的人给他画的饼，西大门外面环线的通车则更加让他坚定了起来，他把在下河街做炒货的老乡叫了二三十个过来。与此同时，市场方把在长沙做生意的福建人、广东人和浙江人也招了些进来。
浙江、广东、福建，这些省份的人做生意喜欢抱团，亲戚带亲戚，老乡带老乡。和这几个省份相似，湘乡人更是喜欢抱团。他们抱团坚守到1998年，迎来了高桥大市场成立以来的第一个大动作——全国第59届糖酒交易会。
这次糖酒会的落户高桥，长沙市政府、雨花区政府给予了很大的指导和支持——从资源对接到活动的举办，特别成功。来自世界各地3500余家厂家、客商汇聚高桥，交易额创下了之前历届糖酒会之最，达300亿元。有门面、有电话的陈建林等商家也因为糖酒交易会而和全国各地的厂商建立了联系，那些厂商看到陈建林等入驻商家有规范化的高桥市场以及积极支持高桥的各级政府背书，大胆地供货或进货，陈建林等入驻商家的业务由此迅猛发展。
改革开放后的长沙第一批万元户，大多数来自下河街。当时“吃国家粮”的长沙市民拉不下脸从国企或集体企业出来提篮子摆摊，因此，下河街的万元户又大多数来自或远或近的乡下，例如，陈建林和他做炒货的老乡。
进入新世纪后，长沙千万元户密度最高的区域，是高桥。2019年曾有个粗略的统计，当时大市场内的商户中千万元户有2000多家，这其中有近一半是入驻高桥较早的那些商户。早些年，为表示感激，这些千万元户和其他商户，每到年底高桥大市场答谢商户的酒会，就把下一年的租金给他们口中的“罗胖子”准备好了。
湘乡籍炒货店与安徽江西三足鼎立
全国第59届糖酒交易会巨大成功产生的利好，对高桥以及高桥入驻商家的影响可谓深远。
“这之前，高桥大市场仅仅只是作为下河街市场外迁的一个选择，只是立足服务于长沙的一个市场，糖酒交易会之后，它成为了湖南对接全国的一个市场，全省各地的商家都聚集高桥，全省各地的产品通过高桥流通到省内、国内的其他地方，对湖南商品经济、民营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是经济学家、曾任湖南省市场学会首届会长柳思维对糖酒交易会前后高桥大市场功能转变的解读。
对湘乡育塅乡的周泽荣、周喜兄弟来说，高桥吸引他们的，是老家隔壁乡月山出来的炒货店老板在高桥发财的故事。
月山是湘乡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乡镇，境内大部为山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月山人出去，多是做炒货，高桥大市场最多的时候，曾有十多家来自月山的炒货店，炒货也因此成了月山这个名不见经传的乡镇的一张名片，连它旁边的育塅乡也有很多人外出做炒货。
周泽荣、周喜兄弟便是育塅乡的，在他们看来，陈建林至今仍是值得他们学习的传奇。2001年，周泽荣在高桥大市场租了个门面，给自己的炒货店取名“一鸣”；3年后，1982年出生的周喜也跟着到高桥开了属于自己的炒货店“好味香”；他们的姐姐周香丽，2009年用自己的名字也在高桥开起了炒货店。在高桥大市场的酒水食品城，包括他们三姐弟在内的湘乡籍炒货店与来自安徽、江西的炒货店，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
2010年，安化黑茶成为上海世博会联合国馆、湖南馆的指定用茶，这让当时在义乌大市场一家外贸公司负责中国区业务管理已经3年的谢孝云动心了。出生安化茶农世家的她一直想将黑茶推向世界，这下她看到了机会，辞职回了湖南。
2011年，高桥茶叶茶具城扩建完成，形成了一铺难求的火热局面。
“当时，租赁铺子都是排队疯抢，招商的人认为我太年轻、经验不足，经营的品牌优势也不大，曾一度拒绝我。”
最终，谢孝云抢到了一个最小、位置“最弯弯里面”的门店。虽然位置不尽理想，但受益于高桥大市场水涨船高的影响力，她的家族断代多年的商号“丰雍”重新经营了起来，“丰雍”茶竟然真的卖到了迪拜、俄罗斯、韩国等海外市场。
入驻高桥的头一年，谢孝云曾和高桥茶叶城其他做黑茶的安化人聚会。聚会中，各人描述梦想，其他人描述要把门面扩张到多少家，年纪最小的谢孝云说她要做“高桥留下的”。
11年过去，谢孝云的丰雍留在了高桥，成为高桥茶叶城十几家主营黑茶的店铺之一，她家族里的20多口人也因此都团结在老祖宗留下的“丰雍”品牌下。
湘乡的炒货、安化的黑茶、平江的辣条、湘潭的莲子，等等，一家家店铺、一件件商品的后面，是一方方湖南或外省某个区域的山水、人家。
“去年奥特曼卡牌卖了两个亿”
长沙市民李米对高桥的感觉并不好，十多年前，她在家附近一家小超市里买的海飞丝是假冒的，她发现后，去店子里退，老板说是从高桥进的货。十多年前，她还注意到高桥周边常有治安案件发生。为此，尽管周边邻居常去高桥采买日用百货或年货，她一次也没跟着去。
现在是湖南省市场学会名誉会长的柳思维倒很看得开：“这是任何一家大市场野蛮生长期都很难避免的。”
现在，经历过高桥野蛮生长期的“创一代”老板已经不多了，高桥大市场的创始人罗映红也在13年前就将大权移交给了他女儿罗晓。
1997年曾随父亲来过高桥的周巧，是2010年接班的“创二代”，她印象中迷宫一样的高桥在她接班前就已经更新换代了——2009年，高桥大市场的东边，随着高桥现代商贸城开业，罗晓把市场的软硬件提质改造也提上日程，随后服饰家纺城、酒店用品城、医药流通园、文体用品城等8个商城都陆续完成提质，不仅去哪个城找哪个店铺方便多了，外观上也一改之前城郊接合部的土气，颜值配得上逾千亿的交易额。
周巧是浙江人，她的父亲是改革开放后，较早一批把生意拓展到湖南的浙商。小朋友们喜欢乘坐的摇摇车，最早便是周巧的父亲带入湖南的。她父亲还在湘潭专门开了个玩具厂。1997年，她父亲入驻高桥。
周巧家的湘南飞玩具和别的大多数玩具店不一样，她家是有一个自己的玩具厂在后面做支持的。她父亲入驻高桥，并未注册新的公司，正是因为这个，2011年，周巧注册公司网站时，用的是湘南飞在湘潭的玩具厂的营业执照，但公司地址却落的是湘南飞在高桥的门店。因此，湘南飞还受到了相关部门的整治。
周巧并未因这次整治而抱怨，相反，她觉得执法人员说的要规范起来是对的，是帮助她把自己的品牌经营得更好，“给我的感觉，在我父亲那个时代，大家都是埋头干自己的活，我们和市场就是租和被租的关系，我们和职能部门，就是被管和管的关系。现在不一样了，感觉大家像是捆绑在一起，我给你提供一个好的市场环境，你自己要打造好自己，树立好自己的品牌。”
老板来自邵东的叶秀玩具也是创二代接班，现在负责门店日常事务的，是叶秀的女婿唐锦。
4月6日下午，接受我们采访的他在提到奥特曼时，自问自答：“你知道小孩子喜欢的奥特曼卡牌在高桥去年卖了多少吗？卖了两个亿。”受了玩具界流传的“奥特曼吊打全球一切IP”的刺激，以往只经销的他们，也开始找代工厂贴牌自己的产品。
近6000吨干辣椒大多进口
在高桥大市场完成野蛮生长的同时，它所依靠的长沙，不仅因为高铁的开通，成为中部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更完成了从二三线城市往新一线城市的蝶变。整个长沙城的气质的提升，无疑助推了高桥的升级。新一线的长沙、强省会城市的长沙需要有与之相称的大市场。因此，在《长沙市专业市场布局规划（2013—2020）》里，高桥就被要求“打造成一个高大上的高档商品交易中心”。
“现在高桥大市场提出的信息化、国际化，是近几年才提出的，以前根本就没想到高桥大市场会成为我们国内的一个市场自采中心、成为中非经贸合作的先行示范区。”曾参加过多次高桥大市场发展论坛的柳思维感慨。
早在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在长沙举办之前，高桥大市场的掌门人罗晓曾放言在高桥即可“买全球、卖全球”，彼时，持怀疑态度的长沙人很多。2019年6月下旬，首届中国-非洲经贸博览会在长沙举办，同期，湖南（高桥）非洲商品展销馆也正式亮相，肯尼亚红茶、南非红酒、乌干达油画等与原汁原味的非洲特色舞蹈、传统乐器非洲鼓一起近距离出现在长沙市民眼前。
2019年，在高桥大市场经营咖啡豆及咖啡设备的景建华随商务厅组织的商务考察团去了一趟非洲。当时作为咖啡方面专家的他去了非洲多个国家的咖啡庄园。其中，在乌干达的一个咖啡庄园，他看到了很多茅草棚子。他开始以为那是放咖啡果的临时仓库。后来，中途休息的时候，他下车走近了一个这样的棚子，看到一个年轻的母亲在棚子门口，门脚还有个穿着斑马条纹衫的三四岁的小孩，他这才明白原来这不是临时仓库，而是咖啡农的家。这让靠经营咖啡实现财务自由的景建华颇为尴尬：没想到在咖啡链条的底部，还有这么贫困的咖啡农。
从非洲回来后，他开始让他的公司开始主营直接从非洲进口咖啡，“以合理的价格买更多的咖啡豆”。
为更好推广非洲咖啡，他让原先只卖咖啡豆和咖啡设备的公司，孵化出了一个新的咖啡饮品门店“小咖主”，小咖主的门店海报形象上，是一个笑得很灿烂的非裔小孩。这个门店的旗舰店开在高桥大市场西门，它的低廉的价格和稳定的品质已经让不少年轻人特意跑去打卡，如果不是因为新一轮疫情前些时候的肆虐，它的六个分店在上个月下旬就已经在长沙和上海试营业了。
长沙人对咖啡的接受度还很有限，但，来自非洲的800吨干辣椒则早已进入长沙人家的餐桌，高桥大市场每年消化掉的近6000吨干辣椒，大多依靠进口，除了非洲外，越南、印度也是高桥辣椒的重要来源地，“天气更热一些的地方，辣椒的辣度更高一些，更合我们口味一些”。
来源：潇湘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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