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国丹
恐怕没有人不知道甘蔗的,恐怕也没有什么植物的茎有这么可口、这么讨人喜欢--起码是讨我喜欢的。
甘蔗一般是当水果来吃的,可它有“水”而非“果”。我特别怕酸,家人动员我吃橘子时,我怕橘里埋着小炸弹似的连连后退,小儿子遍尝橘子、认真鉴定之后,把一些橘瓣递到我嘴边,说:“老妈,这些确实不酸的。”我才敢吃。
而甘蔗是绝对不酸的。
资料图。CFP供图。
小时候,家乡有些个卖蔗郎,都是十三四岁的半大小子,身背一捆沉甸甸的甘蔗,哪儿热闹往哪儿赶。他们一手举着一株削根去叶的甘蔗,另一手持一把半月形的短刀,长一声短一声的吆喝叫卖,引得馋嘴的孩子跟着他们乱转。这时候如果我能讨得一分钱,便忙忙地跑到他们前头去,指着甘蔗问:给多长?卖蔗少年把刀口往甘蔗上一搁,示意这个长度。我就把他的刀往里推半寸,对方又把刀往外挪几分,就这么推推挪挪的几个回合,生意成交。那少年就两手并用,在甘蔗皮上转出一轮刀痕来,然后把一头给我,我抓住了,奋力一掰,就把那截属于我的甘蔗给掰下来了。这“掰”里头还有点学问,力用对了,可以多掰下一块蔗肉来,用得不对,反被对方给掰了一块去。
得了那一截甘蔗,还不能吃独食,按兄弟姐妹人数,让那卖蔗郎把甘蔗劈成几瓣。一人分得那么点点,嚼啊嚼的,都嚼成干巴巴的了,还舍不得吐掉。有时为了一分钱能得到的甘蔗多一点,我宁可要那硬梆梆的根部。前些日子和一位余姚籍的朋友说起这事,她说她那时专门买甘蔗节,一分钱7个;可见当年吃不起甘蔗的大有人在。
七岁那年,我在外婆家住过半个学期。外婆腿脚不行,因此买菜的任务落到比我大五岁的六舅身上。六舅那时候已经非常能干,挑菜、还价,精明得不亚于一个家庭主妇;而且他的腿长,跑起路来飞毛腿一般。外婆家后门有个大菜园,园主死了父亲后无钱下葬,就把棺材停在园角。每每经过这个阴森森的地方,六舅就尖叫了一声:鬼来了!撒腿就跑,丢下吓得失魂落魄跑得跌跌撞撞的我差点背过气去。若干年后我在全市中学生运动会上轻轻松松地拿了800米冠军,恐怕和六舅的恫吓不无关系。
尽管如此,我还是爱当六舅的跟屁虫。原因一是刺激,二当然是因为有甘蔗吃。六舅可从来没给我买过甘蔗,他的甘蔗都是“赌博”赢来的。六舅在街上一出现,就有一个个卖蔗郎追着他问:劈甘蔗吧?一分钱一刀!要么两分钱三刀?六舅总是爱理不理的。待他绕菜场一周买好了菜,便把菜篮子往地上一放,漫不经心地接受了一个卖蔗少年的要求。
待劈的甘蔗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弯得像驼背老人,根部被削得很尖,且向一边歪去,一放手,就像中风般立马倒地。
六舅立起那甘蔗,拿那半月形的刀“扁”住,屏了一会儿气,突然提刀,按规则左右虚空两下,第三刀才真正地向甘蔗劈去,只听得嗤的一声,因为刀子的下滑六舅的身子也随之蹲了下去,一株甘蔗常常被从头一劈到底,惹得围观的小孩目瞪口呆。得了甘蔗,六舅并不要吃,于是我长一截短一截的左右开弓,淋漓尽至地恣意吃去。
这时候,卖蔗郎们会一伙蜂涌地围住六舅,指望他再来两下。六舅高兴了,花上八分一毛,一路劈将过去。他极少失手,于是我怀中的“长枪短棍”抱都抱不过来,弄得像黑社会老大的小跟班。我问六舅:他们都亏死了,为什么还要拉你劈?六舅把脑袋昂得高高,说:绝招,他们要看我的绝招表演,懂吗小丫头片子?
我对六舅佩服得五体投地。跟着六舅,我一边享受着人们的艳羡眼光,一边享受着甘蔗,有时舌头被夹,有时吃出血泡,但我不轻言放弃。
常言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长大了,我还是偏爱甘蔗,如今老了老了,日本富士、美国提子、越南火龙果和泰国红毛丹也不是买不起,但我偏对土得掉渣的甘蔗一往情深,偶尔还生出要在大街上咬甘蔗的冲动,明知这样有伤小雅,有碍市容和瞻观,却常常“老太聊发少年狂”,左一截,右一截,一路扬长咬去。
甘蔗虽贱,但能一辈子吃它,也是一种福份,因为这首先得有几颗奋不顾身的牙齿,第二得没有糖尿病,第三,还该有一个胜任的好喉咙:那丰沛的糖汁必须负责地进入食道到达胃里,而不能误入歧途到气管和肺里去惹事生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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