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翻译类话题】

这一由翻译家李又然发表于上个世纪40年代名为《国界》的短篇小说，是立陶宛小说家士维尔卡的力作之一；它发表在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1943年1月5日第四版，自有其当时毋庸置疑的特殊用意。

现在读来明显觉得——小说的讽刺功能，竟那般执拗和持续，甚至像杂文一样，成为众多的小说家的主攻方向；国界通常被称为神圣之地而不可侵犯，事实上小说家讽刺说“推翻了我对国界的看法。”这是不容忽视的。

[立陶宛]士维尔卡

[汉译者]李又然：

《国界》

这段一个立陶宛边防军讲给我的故事：推翻了我对国界的看法。国界把国家与国家，人民与人民，房屋与房屋，家庭与家庭，人与人，分开。

——有一次，一个秋天的夜，我在一个小山上照例站岗。有24小时多了，细雨单调地落着。在这个岗位上难得捉住一个亡命客和私贩子。因为地区是暴露的，没有树木，没有荆棘。国界又横过湖水中央。四周围你可以看得很远。那一面，国界由一个斥堠兵守卫着，他不大出来到湖边。没有什么做，我就只有空想些想过很多次的事情，等待换班。

我往往想法子这样地缩短时间：离我的哨舍一百米突站着一株非常之大的枣树根。我一直走到这树根再回头走，每一步跨开一米突。我努力每天就这么走它十五个基罗米突。每次走上两个基罗米突之后，就进哨舍吸烟并且透一透气。那一夜，不顾令人发怒的雨，我还是开始习惯地散步。但是一走到树根我看见它的后面有个什么东西在蠕动。

?“停止！举手！”我叫喊，举起枪。

我保持镇定，虽然那个不识者有利地躲着，可以一下杀死我。

一个高大的侧影从树根后面站起来。那个人既不想抵抗也不想逃跑。他手臂夹着一个不知什么东西，可是当我第二次命令他“举手”的时候，那东西无声地落在地下。吩咐他避开几步，我捡起跌下的东西。那是一个小包裹。我心里想：在我面前的是一个有时候偷偷走到湖对岸的栈房里去偷没收品——衣服，肥肉——的少年。那不识者开口：

“Farste nit I ”①

用电筒照他，我看见一个长满红黄色胡髯的椭圆形的脸，眼睛闪着惶恐的光。他的单薄的衣服是湿的，鞋子是泥污的。那是一个老年人。他全身发抖。

?把他带近哨舍我搜他。除去几张破纸片，他的袋里什么都没有。哨舍站两个人是难的，我又没有兴趣靠近这样一个可疑的人。我把他留在外面，枪不放下，敞开着的门监视他。雨加倍了。那个疲惫不堪的人坐在湿地上，他格格不吐地用犹太文讲几句话、带着请求原谅的神情。他就坐在那里大约有三个小时，牙齿发抖，撩起上衣的下幅盖着没有帽子的头。

早晨下班，我带着犯人到村里，见小队长官。

长官矮胖子，被看作愉快有势力的人物，奇闻逸事的爱好者。当他“杀死了寄生虫”的时候他特别爱讲话；而要杀死寄生虫他每天喝一杯伏特加，也许由于身体肥大，或是伏特加这酒喝得太多，他讲话声音总是低哑。

?“啊，你，音乐家！波汉米抒情曲！”看见犯人，他吹口哨似地说。他刚起床，柔软的腮膀还留得有从额头上压来的玫瑰红的痕迹。“带过来！哪里捉到的？”

我作了报告。那个犯人，身上干了些，暖和些了，不再抖牙齿，但是他的神色总归困乏：灰色头发乱蓬蓬，一条雅致可是龌龊的领带装饰着头颈，一幅绿色大破布裹住上半身代替衬衫。他固执地沉默着。

审问开始。我们的长官在审问上既不用武器也不用拳头威胁。一个金鹰大十字架摆在桌子上面，靠近子谷的烟灰缸旁边。有时候从杯子里喝一大口伏特加，长官嘲弄地问道：

?“您的传记呢先生？哪个管弦乐队的指挥？您受过哪种音乐教育？”

对这个人长官也发出如上的同样问题，不知为什么还称呼他唱诗者。

“ I ch sprecha nur yiddish ”②

?“对，一直到你的嘴巴还没有挨一下好打！”

长官察看犯人的破纸片，说：

“护照在哪里？”

那个人向我看一眼，叹口气，作个懊丧的手势。

?“在游历？无名的唱诗者？”长官说，笑一下。

犯人的眼睛突然闪亮。他开始讲话。起初拘谨，终于指手画脚，越来越激动了。他是钟表匠。不可能找到工作。饥饿和残酷的迫害使生活不堪忍受。收拾了全部所有——十五支金表——他企图越过国界。他被捕。五个月监禁之后人家放他。但是金表文件统统不交还。第二次尝试逃走。他爬山，吃带着牲畜粪便的卧草。他只剩一双有能力谋生的手。他不想从任何人的口里抢面包，他只不过要求在外国有一点点地方可以立足。

钟表匠讲，长官写。他不时地用钢笔杆轻轻敲敲那支从犯人包裹里找出来的橡皮小象，后来长官在小象身上比较重地敲一下，问道：

?“您要这个干吗？”

那犹太人拘束地望一望长官，接着突然一下，枯瘦生毛的手按在胸口上，解释起来，说这是他所保存，留在那边——国界的那边——他那小孙女的唯一纪念品。

“人的不幸！诚实正直的人不行啊！”他叹息着加一句。“以色列儿女不是人吗？”

?“啊，哲学家！”长官打断他的话，随即对我说：“把他关起来！让他一直等到晚上肚子饿烂，那时候我们在听他的未完的节目。”

当我把那个人关进小号子里回来，我看见长官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拿着酒瓶酒杯。

?“我到底不很舒服??”长官额头皱皱，摇着头说。“一个撒谎的？一个流浪汉？”他停下脚步望我一眼。“你知道，一个好主意：我有一支坏的旧表。让他去修。我们就会明白他是怎样的钟表匠！”

当天晚上，我知道我们的犯人，几乎没有工具修好了表。这表走起来。说不定它今天还在走吧！我们给这个亡命客东西吃。进行一次新的审问。他重复上次一样的诉说。我们放他回到国界的那一边。

?“叫他从哪来回哪去，”长官决定。“我们不缺少失业者。如果邻国不需要他，我们更有理由可以不收容外国的钟表匠。究竟又不知道他是谁??”

但是第二天，我们的别的边防军又捉住了这个人；我们异常惊奇。他又被带到村里。长官招呼他：

?“啊，老主顾！我们的面包合你胃口？你叫我怎么办？把你放进扑满？我们的监牢里强盗贼痞只有太多了。”

钟表匠一声不响。他的无可无不可的眼睛好像什么都没有看见。他那伸出在厚密的胡须底下的嘴唇发抖。衣服又是湿的了。他缩拢在这衣服里异样地摆动着，好像背脊发痒。

我们把他一直拘留到夜色降临时候，带他到七个基罗米突以外，重新驱逐他到国界的那一边去。但是第二天夜里他又在我们的这边被捕了。

这是一种比赛。那些波兰边防军，好像大家商量过要来考验我们的忍耐力。我们也很好地对付。对于这个没有身份证的人，国界变作一个他无法摆脱的缺德的圈了。

整个星期，几十个基罗米突一代，我们的边防军似乎只有一个任务：把这个谁都不要他的人捉来又放回国界的那一边。

?“那些脏家伙！要他们知道把流荡的乞丐送到我们国家来是不行的！把他们赶回去！”长官大怒，吼起来。

在第六次，那钟表匠总算还会走路。他的腿加重，眼睛闪着悲惨又痛苦的光，像是一个病人了。他的本来的苍白的脸颊和嘴唇有了病人的红色。他分明是更衰老了。我相信他的头发白起来。他总喃喃自语着同样的话：

?“我是老实人??我不抢任何人的一口面包??”

在第七次，他要求从第一次捉住他的那个地点让他通过国界。那就得用小船送他到湖的对岸。我们等天黑。钟表匠熟睡在哨舍附近的泥地上。长官亲自来送他回去了。他精神充足，不用说是因为照例“杀死了寄生虫”的缘故。

这幕悲剧一再显现在我的眼前，仿佛今天发生的一样。我在那个人的身边。我们离湖岸几十米突，那里有一条沃土的峻峭斜坡伸进水里去。厚厚的低低的云蔓延在天空。我弄醒钟表匠，长官叫他走。他昏昏沉沉软弱无力，困苦地前进，脚几乎拖不动，像似陷在烂泥中。显然的，这老年人已经失去有那么一天，从可悲的滑稽戏里摆脱出来的一切希望。

长官和我缓缓地走在后头。我不再回想得出长官说的话，但还记得这么回答他：

“有时候我们看见比这更坏的??”

这话似乎唤出长官心里一段回忆，冷笑着。他开始讲一个逸事。他一边讲着一边拔出手枪装进子弹，但逸事使我笑，他这动作我没有怎样注意到。

一声枪响突然淹没了我的笑声。当回声消失在黑暗里，我看见沿着峻峭斜坡走去的钟表匠全身向上伸直，手臂抛在空中，跌倒了。急急地走上湖岸，我们看见这个表面黑的人还在从斜坡上滚下去。

?“等一等！”长官露出金牙齿，狠狠地说：“我的逸事还没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