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兄妹五个,都出生在六七十年代。于是我们的名字都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两个哥哥的大名从堂哥那里传过来一个“庆”字放在了中间,姐妹三人从堂姐那里接过了一个“莲”字置于末尾。闭眼想想吧,有这么两个字做“顶梁柱”,任凭你绞尽脑汁加个什么字上去,恐怕也难以组合出超凡脱俗的名字。

这可无需责怪父母,在那个光秃秃、灰不溜秋的年代,父辈们整天忙于生计,终日里思考的只是怎样填饱一群儿女的肚皮,哪有闲心、闲情去考虑这些“小资”的事情。他们往往是在孩子出生后先起一个“好养活”的小名随口叫着,直到孩子几岁,也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孩子上学了,不得不随便起个学名应付了事。

相比之下,我家兄妹的小名稍有特色。其中最最孬气的要数大哥的小名了一一狗丢儿。 因为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夭折了,等到大哥出生以后,父母便带着一种近乎惊恐的心情来珍爱他。于是“狗丢儿”这一最“好养活”的小名便成了大哥的雅号。后来大哥在学校里学习一路领先,母亲觉得这“狗”字实在是有伤大雅,便丢弃了,改称大哥为“丢头”。此称呼在亲朋好友中至今仍有很大的市场。

等到二哥出生时,母亲仍心有余悸。便给二哥起名为“柱头”,大概是向菩萨他老人家祈祷,一定要留住这个孩子吧。

大姐有两个小名。一个是“丫头”, 一个是“灰头”。农村的女孩子不娇贵,很多都被称为“丫头”的。至于那“灰头”有何含义,无从知晓。但有一点可以断定,只读过小学二年级的母亲定然不知“灰姑娘的故事”,绝没有想沾灰姑娘的幸运之意。

二姐是冬天出生的,小名叫“冬头”,既无悬念又无典故。

等到我出生时,已读了高小的大哥早早为我起好了大名,所以无缘留下此等“雅号”。

幸甚至哉。

小名是父母的杰作,所以发行于父母的跟前。背着父母,众多的兄弟姐妹免不了磕磕碰碰。于是,我们之间流行了另一套不见经传的外号:

长兄如父。对大哥我们不敢妄加亵渎。与他年龄相仿的二哥和大姐便叫他“老丢”,叫时毕恭毕敬。幼小的我总是凭空觉得那个“老”字包含了几多的敬重和崇拜的,就像韩剧《大长今》的“大”字一样。

二哥和蔼可亲,却和大姐时有摩擦。愤怒时,二哥管大姐叫“丫猴儿”,大姐以牙还牙,称二哥为“柱猴儿”。一个“猴”字把原本土里土气的两个小名凭添了几分灵气,听了让人忍俊不禁。

二姐和我一样的貌丑。她原本白净的脸上,偏偏生了一对细长的眼睛,眼皮又厚如水泡。二哥不知从哪部战争题材的影片里觅到了一个名字叫“黄雨轩”的汉奸,说是和二姐长的很像——只可惜我没有看过,儿时一直引以为憾。吵起来时,二哥就叫二姐为“黄雨轩”。忠厚的二姐就会气得鼓鼓的,借用了大姐口中的“柱猴儿”反唇相讥。细细想来,“雨轩”原本是一个多么有诗意的名字,偏偏就让其主人的汉奸身份给糟蹋了,给童年的二姐带来了几多的“耻辱”和怨恨。

我——全家的宠儿,得到的关注最多,便难免恃宠生得娇骄二气。一不小心,来自方方面面的“外号”劈头盖脸地砸来。

因我自小肤黑如炭,一肚子学问的大哥亲切的称我为“刚果人”,幼小的我不知刚果为何物,小心眼里暗自琢磨着“什么叫钢国人?是不是说我皮肤黑的像童话里钢铁做的小人儿一样呢?”

因为脑袋瘦长无肉,棱角分明。二哥便叫我“三棱子脑袋”。而两个姐姐更是因为我在母亲那里处处得宠、样样争先而毫不客气地叫我“三尖”。当年对这两个称呼我是恨之入骨。争吵了,每每是他们刚一开口,我便翻白了两只眼睛回敬他们,“柱猴儿”“丫猴儿"“冬猴儿”的一路杀将过去。还不解气时,便将哥姐统统告到母亲那里,直到他们一个个挨骂、噤声了事。而我则在一旁吐舌瞪眼,美哉美哉。

四十几年过去。而今在我们的口中,一切流行于户口本之外的名字再也没有了流通的市场。聚会时,年少的恭恭敬敬地称年长的为“哥”“姐”,年长的则轻柔地唤着年少者的学名。

于是,那些充满了童真童趣的小名和外号便被我们存放在记忆的最深处,珍藏起来。时时擦拭,时时回味,不愿也不曾让它们沾染半点尘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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