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成原名（周思成对象）

读完《隳三都》之后，因为比较喜欢作者周思成踏实的文风，感慨其扎实的学风，佩服其细心的研究，也有身为同龄人的一丝感触，就马不停蹄继续读他的新作《大汉之怒》，虽然作者称其为一本“小书”，戏称是在撰写博士论文时的闲散消遣之作，读罢此书我倒觉得作者于其中是下了细致绵密的功夫的，属于深入了解研究了这段元朝和日本之间的难以形容却影响深远的历史，下面我简单写点读书感悟。

暂且略过成吉思汗崛起的始末不表，论及本书的两大主人公（或称幕后首脑），分别是蒙古大汗忽必烈以及镰仓的北条时宗（说明：源氏建立的镰仓幕府，历经近百年，大权已然旁落，担任“执权”一职的北条家成了实控人），两位都是年少有志，长大有权，从小养成的冷静缜密的性格，使其后来成为旗鼓相当的对手。

忽必烈在历经“阿蓝答儿钩考”、“阿里不哥之乱”以及“李璮之乱”之后，终于建立元朝，因为一直仰慕中原文化，所以也想效法前朝，试图施行仁政，成为中国之主，希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而传统儒家思想里的宇宙大帝国，不自限于某一特定区域，因而忽必烈后面开始乾纲独断，既已成元之肇始，大治流形而有资始之功，眼见宇内既平且四海已荡，自觉我大元皇帝就是圣天子，万邦皆应前来朝贺，撮尔倭国，自当来朝。

但是后续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作为时任镰仓幕府的实控人，北条时宗三番五次不管不顾元朝使臣，后期更是连杀几任元使，终惹得大汗发怒，雷霆暴起，征伐日本，对于当时北条时宗的估算和想法，作者有一段描述非常精彩，如下：

“500年后，美国佩里准将的“黑船”袭来，德川幕府被迫开国；过了不到10年，第15代将军德川庆喜就只好向天皇“大政奉还”。个中道理，其实颇有相通之处。北条时宗和幕府高层当然逆料不到江户时代的结束，然而，君不见，忽必烈几次三番写信，口口声声要找“日本国王”，并不是什么“征夷大将军”？这位东亚霸主心中理想的日本国王，难道真住在镰仓渔村吗？

《三国演义》第43回“诸葛亮舌战群儒，鲁子敬力排众议”里讲到，曹操率80万大军南下，孙权在投降还是抵抗的问题上苦苦纠结了好几天，不料被鲁肃三言两语就说服了。鲁肃的逻辑是这样的：“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为什么呢？

如肃等降操，当以肃还乡党，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将军降操，欲安所归乎？位不过封侯，车不过一乘，骑不过一匹，从不过数人，岂得南面称孤哉！

把这个逻辑稍稍改动一下，就可以得出北条时宗等人不能屈膝于忽必烈的理由：一旦外交屈服或者战事失利，京都的朝廷和公卿反倒多了元朝这个倚仗，天皇不过多了个“大元国日本行省右丞相”的耻辱头衔，但是，镰仓幕府和北条家族“安所归乎？”投降下场很惨，战败更是一死，唯有努力战胜，一条道走到黑。

《孙子兵法·九地》中说，打仗的地势，有“散地”，有“轻地”。散地是在自己国境内作战（“诸侯自战其地”），轻地是刚刚进入敌国境内，还未深入（“入人之地不深者”）。如果己方在散地作战，“吾将一其志”。武士对军功的饥渴，镰仓幕府面对步步紧逼的元朝，退无可退，也可以说是“一其志”了。那么，马上就要在“轻地”作战的元朝—高丽东征军，命运又将如何呢？”

确实，我也觉得确如此说，“众人皆可降蒙古，唯将军不可降”，作为幕府领导，北条时宗的首长意志因此达到了最高级，不可降，只能战。

而且对于《孙子兵法》的理解，日本人是用心了的，散地本来于守方不利，因为士兵近家则心散，但是北条时宗等幕府军将，则将散地化为聚地，“吾将一其志”，顾家则心聚，保家卫国，共御蒙古，心理战层面，运用得当，得散地如得地利；

反观元军，没有理解孙武的“轻地，吾将使之属”的含义，兵入轻地，志气为上，选锋出击，壮胆立威，以正合，以奇胜，但是感觉元军明显没有治好气，没有选好锋，没有分战法，就无法一举克敌，乃至兵败沉海底。

所以从散地、轻地两者来看，始终围绕的都是心理因素，是双方精神力量的消长，是治气，力量的关键是意志力。

打个比方，好比一场足球赛，主客场两回合制，双方技战术水平无从得知的情况下，意志力则是取胜的关键所在。

散地类似主场，虽有主场优势但近乡情怯，把握不当则容易翻船；

轻地类似客场，虽说客随主便，但运用得当、反客为主亦有可能；

日本做到了化散为聚，众志成城，神风之威加持，二度获胜；

元军没做到化轻为实，功亏一篑，上帝之鞭乏力，两征俱败。

具体而言，蒙古水师两征日本，第一次无功而返，第二次至暗时刻，文中描写“神风”的场景如下所述：“

“神风”降临之先，有巨大的雨点和冰雹噼里啪啦落在甲板上，声势骇人。海水一时漆黑如墨，令人窒息的狂风，吹得船只帆落桅折。李顺是随军的一名令史，他后来告诉小辈，自己亲眼见到岸边那些几个人都合抱不了的大树（“大数围者”），都被大风连根拔起，或者拦腰折断。（周密《癸辛杂识》续集下《征日本》）继而，怒涛沸浪接天而来。郑思肖在《元鞑攻日本败北歌》中想象当时景象：“鬼吹黑潮播海翻，雹大于拳密于雨。”日本一方的《历代镇西要略》形容：

暴风大扇，洪波滔天。烟飞云不敛，雷雨如暗夜。蒙古艨艟数千艘，为风涛洲石所碎，贼徒悉溺死。

东征军兵员十万、战船数千，霎时间就在风暴中被撕扯得七零八落。各船在“黑潮”的高峰和深谷之间来回倾覆，要么被滔天巨浪打翻入海，要么相互碰撞，或被冲到岸边的礁石岩山之上，不一会儿就四分五裂。

遇难船只上，挺立风雨之中，声嘶力竭呼唤观音如来者有之，四处奔走抢险者有之，慌乱中解小舟自顾逃生者有之，躲入舱中床下瑟瑟发抖者有之，恐惧失神跳海者亦有之……在恐怖的自然力面前，渺小人类的任何努力，最终都只能落得同一个下场，就是“七千巨舰百万兵，老龙怒取归水府”（郑思肖《元鞑攻日本败北歌》），化作千万海底波府之臣，异域望乡之鬼。”

一思以为：可叹可惜可怜可悯，时也势也命也运也，正可谓是：

九龙争珠战渊底，洪涛万丈涌山起，七千巨舰百万兵，老龙怒取归水府。

后续文中写道：

“元朝东征军两度折戟博多湾，“神国”在“神风”和各路神佛的“庇护”下，“举国一致”，取得了“抗元战争”的胜利。随着日本朝近代民族国家转化，加之军国主义甚嚣尘上，这个故事被反复讲述，最终变成一个民族神话。1936年（日本昭和十一年），文部省指定的《小学国史教师用书》，就给“国难”当头的危急时刻，“镰仓武士的忠勇”“举国一致的热烈爱国精神”“国民的义愤精神”等等，大唱赞歌。”

于此段中，作者点明了一个困扰我好久的问题，就是“日本人哪来的极端的极度的民族自信？”，

如此书所写，彼时忽必烈两征日本，皆全军尽墨，致无数兵士葬身鱼腹，无数粮辎沉入海底，浪费民脂民膏不说，更使倭国神风护国之说愈演愈烈，蔚然成风，自此往后倭人对华人无端生出自信之心（即便现在也还有此弊），甚至“崖山之后无中华，京都奈良小中华”之伪说日渐成形，甚嚣尘上，后历经明清直至近代，终成大害，终酿苦果，近百年之倭寇流弊毒害，皆肇始于蒙古黑小子之两度东征不利。

最后作者提出一个论点，他认为，“忽必烈征伐日本，难道不是“以秦灭秦”“以燕伐燕”吗？”

这个角度，虽有其理，但是站在现代民族感情角度来思考，以秦灭秦，以燕灭燕的背后有着中华大一统的概念，而近世以来国人的视野及记忆里面，相隔较远的蒙古说它类秦还可以想象，因为还算五服之内，属于中华民族大家庭，

不过对于“日本类秦”就难以认同了，因为“此夷”非“彼夷”，此“秦”非我“秦”，此“燕”非我“燕”，一个遥远的岛国，自伐为东亚小华夏，妄言“崖山之后无华夏”，近代以来，以倭寇之名，行不义之事，荼毒华夏，暴虐神舟，残害生灵无数，即便战败也不承认更不知悔改，甚至直到现在还带着有色眼镜看中国和中国人（对中国的那个蔑称就不说了，现在霓虹国还在流行），知小礼而无大义，满口假仁假义，前倨后恭，目中无人，这样的假“秦”和假“燕”，我们作为真正的华夏子孙怎能认同呢？怎能接受呢？我是难以苟同，你觉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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