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社名字有诗词寓意的有哪些（文学社名字及寓意）

作者张莘如

60年代的重庆一中大门

重庆一中鲁迅文学社，准确的名称是“重庆一中鲁迅文艺社”，大概主要成员是文学爱好者，大家习惯叫它“文学社”，久而久之，也就从众了。

我知道一中文学社，是在嘉陵中学读初中的时候。我的妹妹是从小学升入一中的，她每周回家，总要给我们讲一中的新鲜事，印象最深的是她带给我的两篇作文。这是她的同班同学的作文，按时间推断，当时上初一，但语言的流利、文笔的优美，让我感到吃惊。我还从妹妹那里了解到，文章的作者何维佳和庄英琼，都是一中鲁迅文学社的。从此，“重庆一中鲁迅文学社”就在我心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63年秋，我考入重庆一中，按高中毕业时间算，是为高66级。我喜欢语文课，作文分数也高，课任老师周宝庆征求我意见，是不是参加鲁迅文学社。过了几天，我很高兴地知道我已经加入了文学社，当时的得意不亚于进入中国作协。

文革前，一中的学生社团很多，都是凭个人兴趣自愿参加。学校每周有两节课的社团活动时间，一般在周四下午。当时作业负担不重，没有谁会觉得参加社团活动会耽误学习。

参加了文学社的几次活动，我发现，进入文学社的不只是爱好文学的同学，书法、美术、篆刻爱好者也大有人在。这大概是这个社团正式的名字叫“文艺社”不叫“文学社”的原因。

文学社最经常的活动是举办讲座和作文交流。我最喜欢参加的是听名师教授写作，讲课的有我们学校的特级教师，也有外请的知名作家。

一中鲁迅文学社在学校的影响，不是这些讲座和交流，而是它每期的墙报。

每逢“四.二一”校庆和重大节日，文学社都会出墙报。学校要求每班都出自己的墙报，文学社的墙报用的是“重庆一中鲁迅文艺社红五月编辑部”的名义，一张贴出来，立刻引起众人围观，其效应可以用“震撼”来形容。

首先是墙报的规模。墙报用三至四张硬质纸连接而成，长4.5米，宽1.8米，几乎覆盖了整个宣传栏。

鲁迅文学社的墙报贴在通向礼堂的宣传栏上

其次是墙报的文章。入选文章从文学社社员投稿中精选出来，又经编辑部精心修改，政论文、散文、诗词歌赋，不拘一格，集中展示了一中学生的文采。

再次是墙报的艺术风格。墙报的正文用标准的仿宋字手写在纸上，标题的字体、大小有严格的讲究，排版灵活多变，插图和题花各具艺术品味，又显示出整体的美。

学校对各个班级的墙报会例行评比，为不影响班级办报的积极性，鲁迅文学社总会在自己的墙报旁贴一张纸条：“不参加评比”。

刚加入文学社时，我只写一些小文章，后来，担任过几期刊头语的撰写。大约是1964年秋季开学不久，文学社的指导教师肖经纶带我到高65级6班教室，与当时的社长和主编见面。社长叫甘健安，主编叫沈伯俊，见到他们的时候，他们正忙着搬教室，将课桌和书籍从二楼搬到一楼。因为进入高三了，学校为了减轻毕业班做清洁的压力，总会进行教室的调整。肖老师带我来的目的很明白，以后文学社的工作就交给我了。

我同甘健安、沈伯俊有短暂的接触，发现他们有很高的天赋。甘健安有一手极好的硬笔字，他用钢笔草书的毛主席诗词，笔势雄奇，力透纸背，我珍藏了多年。沈伯俊擅长写诗，他的诗有画的意境，又有情的飞扬，看不出一个瘦弱的书生，会有那么饱满深藏的内心世界。

我接过甘、沈二位学长的工作后，第一件要办的是国庆专刊。这对我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我最大的担心是重庆一中鲁迅文学社这块牌子砸在我手里。

肖老师好像看透我的心思。他从我最缺乏的排版经验开始教起，领我到学校图馆，在教师阅览室借来当时办得比较活的《羊城晚报》，逐一分析该报的版面、标题，进行点评。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当时新华社的一篇通稿，各报的标题大都一样：“伟大领袖毛主席参观并乘坐东风牌轿车》，《羊城晚报》的标题格外新颖：《毛主席含笑乘东风》。新华社通稿的正文是一个字不能改的，《羊城晚报》在标题上作了艺术性的处理，既不影响原意表达，又增加了新闻的吸引力和可读性，不能不说这是匠心独运。

国庆专刊的排版和制作在刘家院一间大房间里进行。巨大的版面占据了由几张桌子拼起来的工作台，拼接起来的墙报纸按一字一格的要求用铅笔打好了格子，每篇稿子也精确地统计了字数，就等我把手里的稿子一篇一篇往上放。写字的、画画的同学站在一边，已经进入工作状态。房间里悄无声息，只有我感到内心的紧张，觉得这个房间怎么像作战室，面前空白的墙报就像一张作战地图。

指导老师肖经纶、周先乾也来了，他们当时都很年轻，但在学校才华毕露，受人尊敬。他们对学生社团的态度是“指导，不代替”，即使在临门一脚时，他们也不代替学生做任何决定。但有他们在场，至少我消除了怯场心理，让紧张的心情放松了许多。

我按照紧急突击学到的知识，先按稿件内容对墙报版面进行总体布局，大致确定文章和插图的位置，把准备刊用的文章一篇篇在纸上划定，放的同时考虑版面的交叉和灵活。我同负责誊写的同学约定，在书写到划定界限前三、四十字的地方暂停，由我来决定最后几十个字是增还是减，务必保证内容完整又不越出划定位置。这样，进度会很慢，但可以在不影响内容的前提下保证最大可能的形式美。

大型墙报的誊写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誊写员不仅要有一手漂亮的仿宋字，还要在长时间的书写中保持用笔的轻重浓淡一致。因为纸张太大，又不能拆开，远一点的字只能将上身趴伏在桌上，用力把笔伸到应该落笔的地方。字还不能写错，因错了只能用小刀刮去，这样就会留下修改后的痕迹，影响整体的美观。

让我感到庆幸的是，我身边的同学个个身怀绝技。负责誊写的同学几乎做到了零差错。在预留位置，负责绘画的同学可以用二、三十分钟画出一幅像样的水墨画。一个题花、一个花边、一个补白，三五笔就做好，甚至不需要交待意图，就能做得比我想像的还好。

让我感到温暖的是，在工作最紧张，我感到焦头烂额时，老社长甘健安、老主编沈伯俊出现了。他们毕竟更有经验，更能应付复杂场面，在我最需要时给了我及时的帮助。

鲁迅文学社国庆专刊终于如期刊出。墙报贴出后，立即引起轰动效应，同学们驻足观赏墙报赏心悦目的版面，仔细阅读墙报的每一篇文章，有的拿出小本，抄下自己心仪的句子。

二十多年后，我在工作单位遇到在市政法委工作的一位高65级的校友，她告诉我，她还记得鲁迅文学社国庆专刊我写的刊头语《国庆抒怀》，甚至还能背诵其中的几个句子。一张墙报，能在几十年后让人还有印象，这让我们这些早年的“办报人”足以自慰了。

1966年，一场“史无前例”的风暴卷走了校园的宁静，重庆一中鲁迅文学社随风而逝。

2018年6月16日，重庆一中老三届师生联谊会在一中举行。周先乾老师作为教师代表发言。他对很多同学都有印象，在回忆文学社的往事时，他对我说：“记得在鲁迅文学社里，你担任着社长之职，同甘健安、沈伯俊等同学和我、肖老师共同写文章、编墙报、出刊物，那认真，那劲头，那协作之和谐是今天的学生之间、师生之间无可比拟的。很多年后，我与在《重庆工人报》任职的甘健安谈及往事，我们都非常怀念不已。”

周老师的话，也道出了我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