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街情结(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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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爷、李大娘年纪与我母亲相仿,有三个女儿、二个儿子,我依次叫大姐二姐小姐及大哥二哥。李大娘经常跟我说,长大了可得好生孝顺你娘,多少年没有孩子,有了你稀罕得不行,连工作都不要了。我娘却告诉我,我小时候经常生病,爸爸经常出差,我突然哭闹得不行了,都是李大娘过来帮忙。我长到一岁时搬家去了税务街,但我从母亲经常领我找李大娘串门这事上,知道母亲与李大娘很是接眼。

文革开始以后,父亲与李大爷都是被修理的对象,我仍然时常跟着母亲到李大娘家去,顺便打听一些运动变化的信息。我的印象,李大爷、李大娘远比父亲豁达、乐观,挨完批斗回来,依旧嘻嘻哈哈,那才是正宗的资产阶级,而父亲则大为逊色,有一次参加完一个批斗学习班,回到家在一个板凳上抱头一坐就是大半天,当然还有更想不开的寻了短见的也有。我庆幸善良的父亲得以劫后余生。那是一场场接二连三的运动,为了修理一些人需要更多人作陪。父亲负责的仓库被盗了二十条橡胶车带,父亲顺理成章地成了头号嫌疑对象,需要隔离审查,学习班里连哄带吓把人弄得晕头转向,另有一干人马来到家里,逼着母亲大义灭亲,把母亲弄得一头雾水,至今我还清晰地记得那次漫长的谈话,使我们家仅有的一把锡壶在厨房的火炉上烧成了灰烬。

然而,母亲是柔弱的,她又是那么刚强,她咽不下强加于人的任何一口浑水。但她必须承受屈辱,直到数年以后真相大白,是父亲单位里一个有官衔的人做了那件事情。把强行退赔的钞票返还,被强行夺走的尊严能返还吗?说到底,父亲是老实善良有余而毫无油滑乖巧的那种人,这丝毫不是说李大爷缺乏温良敦让,而是说李大爷是那种胸襟较为宽阔的人、自我调节能力和生存能力较强的人。李大爷在日常生活中会很娴熟地用食疗的办法治疗人们的小恙小病。

我们两家的友谊延续到我这一代。长大后我很乐意为李大娘家干任何事情。有一年,李大娘南屋屋顶漏雨,好几根椽棒要更换,我自告奋勇要去帮忙,我认为我已经十几岁,该是可以助人一臂之力了。不是大面积的修缮,不需要破坏还不算太旧的纸糊虚顶棚,只需要从虚棚上抠一个洞上去维修。洞裁好了,李大哥顺着竖梯先上去,我就从虚棚洞口下把工具、材料逐一递上去。

在李大哥一再嘱咐千万小心以后,我跨过竖梯的最上一道横撑,也从虚棚洞口钻了上去。变过眼睛一看,嗬,好粗的大梁,在两个大梁之间,李大哥已经搭好那块木板,以在上面进行工作。我毕竟只有十几岁,由于木板不稳,而木板之下紧贴的就是虚棚,并不真正预见到离地三米的危险,果然活还没干,我一不小心,整个身体“哗”地一下翻落下去砸落整个纸糊虚顶棚然后重重地跌到我小时曾无数次用光脚丫感受地炉热度的耐火砖地面上,屋里一派狼籍不必言说,陈年灰尘飞得满屋都是,李大哥,我,一大一小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活脱脱两个土人。

应该庆幸我的年少体轻,一骨碌爬起来,除了半边大腿很紫、很疼外,没有其他大问题,李大娘吓得不行也心痛得不行,赶紧“我儿长,我儿短”不住声地嘘问,我本来是要出一把力的,不想却把一个活干成了两个活,椽棒要换,虚棚还要重新糊。

当天下午,李大娘割上五斤肥肥的猪肉,踮踮地跑到税务街来慰劳我,我告诉李大娘,我可以去帮助糊虚棚,李大娘赶紧说道:“可不敢了,可不敢了,独儿一个,担不了在乎啊!” 李大娘家的虚棚没有糊成,其后不久,我还是在另一个人家学会了糊虚棚。糊虚棚有几个诀窍,首先是在墙上划线,要平;其次木橛子要摆匀、砸实;绑秫秸是第一个拿手的技术,绑秫秸须用纸绳,是用牛皮纸捻就的、只要不见水、不受潮没有断的那种。

技术在绑上,按常理,最普通的绳扣系两遍就是死扣,但是,在高高的梯子上,在冗繁的程序中,从效率的角度讲,不容得匠人们每一个绳扣都系两遍,于是人们发明了一遍即得的快扣(后来,由于我对这种快扣的熟练运用,使我在高中寒假期间到淄博电瓷厂打工时,总是能够在装完瓷横担、绝缘子以后,得以迅速完成捆绑程序,我拿草绳捆筐的速度之快令所有人望尘莫及,就是得益于我的快扣。

那个寒假,我既挣了钱又出够了风头)。用秫秸绑好网架以后,就要看贴纸的功夫了,贴纸要贴两遍,第一遍的要领是贴牢贴实,第二遍的要领是贴齐贴平,贴纸的时候,两手有明确的分工,左手将纸的一个角定位,右手手托一把苗条帚涂匀浆糊的花纸托扫上去。托扫要准,容不得揭起来再贴;托扫要快,一慢就要起皱。定位的时候还要照顾到花纹图案冲齐。

后来有了弟弟,还是经常到李大娘家去玩,听说隔壁李鲁博有个长年卧床的儿子,经常让李大娘领我们去看。那是一个年龄足以是我长辈的病人,常年卧床不见日色臉上没有一点血色,没有语言、没有知觉、没有情感,只知道饭送到嘴边张嘴。据说他的植物人状态是因为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吓的,几十年下来,由他的母亲、李鲁博的夫人,我需要称作另一个李奶奶的人细心抚养照料,我亲眼看见过李奶奶如何用小瓷碗泡了饼干,用小铁匙一点一点地给躺着的病人喂食,那一天,我心中一个懵懂的感受一下子变得清晰而又具体:

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母亲!

母亲患肝硬化浮水住院的时候,李大娘像看望自己亲妹妹一样一天一趟往医院跑,而我却坚持着在工厂上班。一天,李大娘看着我的眼睛说:“小培国,你得请假歇几天伺候伺候了,你娘今回不好闯了。”母亲长年长病,病历像一本中篇小说,我虽不以为真的会是那样,还是请了长假专做母亲的护理。母亲果然一日不如一日,在入院第二周时,拉、尿已经失禁,我一遍一遍地洗涤、晾晒母亲用过的尿布,希望有一天母亲能再坐起来、站起来、走起来、一家人团团圆圆地回家。三周后的一天,母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再也起不来了。让我们哭过、喊过,这时候还是李大娘跟我们兄弟俩人说:“孩子,甭难受了,都是你娘没有福啊!”

过了没几年,李大娘也开始生病,浑身剧痛,我去看望时见李大娘卷曲在床上,仿佛萎缩了很多,像个未成年的孩童,李大娘疼得身上打颤,见我来了,却硬硬地给我一个笑脸:“不难过小培国,谁都得死,早死早托生!”

李大娘去世的时候,我的感觉就像自己的母亲又死了一遍,我戴着黑孝章,端端正正地给李大娘磕了四个响头。

生活在这些街道、院落里的许多许多长辈,在我人生不惑的几年纷纷离我远去,虽然他们都是些小人物,而且毫无教科书上弘扬过的一丝崇高色彩,但我从他们最最平常琐细的生活中深深地体味到了如何做一个好人的依据和理由。

银子市在大街北首,距离我出生的西关街只有百步之遥。

那里有一条很深的胡同,胡同尽头小路一转便出现有一个精致的四合院,也曾是地主家的房子,其中南屋三间住着另一家李大爷和李大娘,博山马拱祠人,干商业的李大爷是父亲的朋友。李大哥、李大嫂与我父母年龄相仿,依长辈的交往只能称呼我父母为四爷,四娘。哥嫂生有四个闺女,喊我小叔,中年以后偶得一个小儿,稀罕得比我初来人世时还要厉害。但是事有不幸,那孩子一次生病偏不是个时候,大年底下感冒发烧不退。跑到医院,大夫回家的回家,忙年的忙年,一赶找到大夫,早已晚了三秋,好端端一个儿子没有抢救过来。

一家人的心疼可想而知,为此母亲也陪着没少抹泪,好在四个闺女一个比一个清爽。让两代长辈人 略感少许的安慰。我经常跟着母亲到那里串门,因为那个家里女孩子多,我不是太愿去得频繁,而且去了也只是自顾自己玩。但是毫无疑问,在那个一帮闺女的家庭里,我的出现是三代人全部的疼热,好的玩具,好的零食,尽属于我。

大概是五、六岁时的样子,我有一次独自在院里转悠,我发现门侧一个大漆脸盆架的一条腿上缠满铜质的漆包线,我想这东西一定可以去废品站卖到许多钱,我知道铜跟锡一样比铁是要贵重一些的。可是,我不可以没得到谁的许可再去拆,最后作出要拆的决定,那已经跟偷无异了,但那铜丝当时对我来说具备无庸置疑的诱惑。我蹲下身去,把它们悉数拆了下来。后来,我不曾记得我是否变卖过那些铜丝。但我却从此以后因为那次偷窃没有受到任何的指责与呵斥而铭记终生:人不可以第二次乞求别人的原谅。因为在那个四合院,每一面房屋都有三面明亮的门窗,人们真的没有看到我拆铜丝的过程吗?答案只能是不,因此我一生都会处在一种道德警觉或道德警惕里:决不让任何形式的诱惑成立。

在银子市,还有一件事情差一点让生活改变其本来的秩序。李大哥失去了那个儿子以后,李大嫂提出用他们最小的闺女交换同龄的我的弟弟,那种商谈是如何开始又如何结束的我不得而知,也许就是在我窥伺铜丝的那个时间进行的,但终于没有换成,原因是什么,据以后母亲向我叙述说,是因为当时母亲几次征求我的意见,而我坚辞不受。我真不知道只有几岁的我竟有如此的果断和决绝!之后几十年成长发展过程中的几次决断和义无返顾难道就是由此发端的吗?

直到我的中学时代,我还曾不止一次地爬到孝妇河左岸博山公园的凤凰嘴上,从数十米的山顶隔河眺望大街全貌,这是怎样的一条老街啊,从南向北,沿着孝妇河的右岸逦迤摆开,呈一个缓缓的反“S”状,岸边的院落里都是青砖小瓦的叙坡屋面,朝西的一面是仄斜的呈着三角状的白色山墙,偶尔能看到铺了黄麦草和麦秸的草房,一律隐现在旧城浓重的灰色里,而一个个显而易见的胡同和四合院的天井里,早有茂密的洋槐、垂柳、臭椿、杨树、泡桐和榆树在房舍间隆起一个个浑圆抑或竖圆的树冠,浓浓的荫翳与老旧的房屋搭配得既生动又和谐。

民居以平房居多,银子市所在的北头,报恩寺所在的中间以及张家大门所在的南端,明显地可见有一栋栋二至三层高的楼房,一律地青砖黛瓦,盘桓不离其左右的飞燕更显示出屋宇历史的悠远。然而,就是这唯一能够凭高鸟瞰、唯一能够承接我怀古的思想在此小驻片刻、唯一能够在我的脑际千百次地重复着“清朝老街”构想的街道,也永远地消失了,连同那些双磨胡同、高家胡同、十字路、宋家胡同、王家胡同、屎胡同以及林林总总的四合院……我的最后一线希望之所以执着地停留在大街上,这条依着孝妇河的蜿蜒迂回而建的老街,不仅是我降生人世的地方,不仅是乾隆的老师孙廷铨的国老府所在,而且它是代表山城百年老街当中最典型的一条、而且是最具精神高度的一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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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廷铨

字枚先,号沚亭、灌长氏,博山大街人,明崇祯庚辰(1640)进士,清顺治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康熙内秘书院大学士。

孙廷铨,字枚先,号沚亭、灌长氏,博山大街人,明崇祯庚辰(1640)进士,清顺治兵部、户部、吏部尚书,康熙内秘书院大学士。祖籍河北枣强,明洪武三年迁青州颜神,从此,孙氏家族与颜神的琉璃制造业结下了不解之缘。

博山琉璃制造历史悠久。临淄齐国考古曾有春秋战国时代的碁子(古围棋子)、琉璃珠出土,在尚无确凿实证条件下,我们无法妄断它一定产自博山,但依据当时条件,博山是最有可能制造琉璃围棋、琉璃珠的地方。权且以下面两条理由作为假定的依据:1982年11月,在博山大街一个建筑工地上,考古人员在发掘出属于元、明时期的瓷器、陶片之后,又挖掘出一座古琉璃炉遗址,而且是一座包括很多炉体的大型琉璃作坊遗址,一下子把博山琉璃大规模制造的历史上推到600多年前的元末明初,那么,元代以前呢?显然,没人会认为是一段空白;

第二个依据是,博山制造琉璃围棋的工艺,在孙廷铨所著《颜山杂记·琉璃》中有准确描述:“其次为碁子、风铃、念珠、壶顶簪珥、料方,皆实之属。围碁滴之,风铃范之……”“ 围碁滴之”,当今世界上最上档次的围棋精品——云子,其制造工艺依旧是“滴之”!至于琉璃制造门类中出品量最大、工艺较为复杂的珠子——米珠、念珠或佛珠,《颜山杂记·琉璃》更是做过精确描述:“条珠缠之,细珠写之,大珠缠之、嘎(无口)之。”迄今为止,我以为对博山琉璃最多考证、最有研究、最具发言权的博山琉璃雕刻高级工艺美术师张维用先生,对《颜山杂记·琉璃》中珠子制造过程的注释也是生动的

。张维用先生解释说:“条珠的制作,是将熔化的玻璃缠到一根预制的芯棒上(俗称杖子),抽出芯棒,即得条珠,故曰‘条珠缠之’;细珠就是小珠亦称米珠。‘写’通‘泻’,即泻丝。制作米珠,在工艺操作上与条珠相似,但难度更大。操作者左手拈旋芯棒上(杖子),右手执‘料条’在火中熔化,向杖子上缠去。左手拈旋数次,视杖子上所缠之料,达到所需规格大小,右手急速收回,随即向杖子上缠第二颗珠。缠到同样大小,再急速收回。如是连续操作,缠满杖子,遂换一条新杖。这右手向杖子上供料的动作,叫‘泻丝’;收回准备再缠的动作,叫‘回丝’。故曰‘细珠写之’。

大珠,即念珠或佛珠,亦包括顶珠,这种珠的做法,略同于米珠,但因较大,难以规整,故用一种类似两股叉的特制工具,夹住珠的两头,在一`特制槽内来回滚动,使珠的规格完全一致而形状亦圆正。这种操作在琉璃行业语中,叫做‘嘎(无口)悠’,故云‘大珠缠之、嘎(无口)之。’”既然博山琉璃文化如此醇厚,既然博山是中国明、清两代琉璃制造当仁不让的中心,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未来某一天,就在博山人的眼皮底下,会突然间冒出一个汉代琉璃作坊遗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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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

琉璃者,石以为质,硝以和之,礁以锻之,铜、铁、丹铅以变之……琉璃之贵者为青帘。取彼水晶,和以回青,如箸斯条,若冰斯冰。纬为幌薄,傅于朱棂。瑞烟徐起,旭日始生。影动几筵,光浮御屏。棲神象玄,以合窈冥。

也许是看好了博山丰富的矿产资源,也许是看好了博山足够的琉璃制造基础,孙氏家族在明洪武年间从明廷二十四衙门之一的“内官监”那里领受了具体管理琉璃制造的差使之后迁徙颜神,博山遂有了专供朝廷御用的琉璃作坊。虽说整个明代,为朝廷制造“青帘”琉璃者仅有孙氏一家,但博山人天赋机敏、心性倔强,加上同为“火中求财”的制陶业同样历史悠久,对制造“青帘”的炉行诀窍,即使从头学起,不消窥伺、揣摩一二,便可无师自通。

而博山制造琉璃的原、燃料完全就地取材、一应俱全。清至民国,西冶街西圩早已是炉棚比邻、烟筒林立、碎熟药遍地,叮当之声不绝于耳,有大大小小的料条炉、圆炉、杖子嘴炉、轴子嘴炉、杂货炉、米珠炉等百十多只,形成如“仁和成”、“福祥炉”、“新明炉”等等多个字号。1935年8月《中国实业》第1卷第八期写道:“山东博山素为工业区域,玻璃出品尤为著名,大小工厂有三、四百家之多。

贫苦劳工赖以生者,约在四、五万人以上。” 以此为背景,这位出身于玻璃世家、大清王朝崛起时举足轻重的朝中重臣孙廷铨,康熙三年(1664)冬52岁时告病归里,却宾谢客,焚香著书,举凡博山地理沿革、政区设置、武备兵防、物产田赋、山川形胜、民情风俗等,特别是琉璃、陶瓷、煤炭等物产,均写入《颜山杂记》四卷,在这部博山“百科全书”里,其中就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系统、全面、准确记述玻璃工艺技术的文献、十七世纪中国的第一部“玻璃工艺学”——《琉璃》:“琉璃者,石以为质,硝以和之,礁以锻之,铜、铁、丹铅以变之……琉璃之贵者为青帘。取彼水晶,和以回青,如箸斯条,若冰斯冰。纬为幌薄,傅于朱棂。瑞烟徐起,旭日始生。影动几筵,光浮御屏。棲神象玄,以合窈冥。……”

一个青年登第的士大夫,一部术语充斥的技术专著,不仅绝非诘屈聱牙、生涩古奥,反倒典雅清奇、质朴流畅,既具西方文论之精到,又不乏先秦散文之神韵,世所难得。清乾隆十年,杨复吉辑《昭代丛书续集》,将《琉璃》从孙廷铨所著《颜山杂记》中摘取,题《琉璃志》,并题跋叹曰:

此孙文定公《颜山物产志》之一也,文法奇崛,酷肖郦善长《水经注》;间作韵语,又似郭景纯《山海经图赞》。

孙廷铨对博山的影响远不止于此。由于孙氏家族与京师、朝廷间的频繁往来,势必发生博山与北京间从服饰到饮食、从语言到行为、从建筑到风俗等等方方面面的相互影响,因此,来自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的专家学者初见博山故城街巷时无不异口同声地惊呼:博山的小胡同、四合院与故都北京形似神似一脉相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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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无论如何,那些博山的老街是无法再现于世了,尽管我们如此这般地缅怀和哀怨。

我愿意承受这生命的沉重,却拿不准是否该让我们的下一代掂掂这沉重的份量?

【本文选自博山的故事 特此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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